《一个女孩的记忆》女孩记忆：书写与和解

当男人用写作来掩饰他们的出轨、嫖娼和入赘时（《窄门》《悉达多》《斯通纳》），女人在用写作审视个体记忆的真实性以及加之于其身的哲学思潮、社会环境的变迁。耻辱的初夜，困顿的青春，欲望驱使的突围，友谊的戛然而止，丰富的心理描绘与精简的故事情节，兼具个性与共性，是私史也是集体记忆；书写与遗忘，自我与他者，从“我也想忘记”到“我都忘记了”，从“沉溺在别人的世界里”到“没有男性，我们自娱自乐”，是给予波伏娃、萨特等存在主义先驱的回答，也是对几十年女性主义运动成绩的戳章。

这就是埃尔诺的《一个女孩的记忆》。

我承认，当我在书店里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几乎一瞬间就陷进去了。它非常符合我对自传式文学的期待。对于一个有深厚哲学功底的写作者来说，写作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显现”，它事关叙述者的“在场”或“旁观”，事关被叙述者的“他者”化，以及二者之间的“主体间性”。而且毫无疑问地，当这个命题被放到女性主义文学中时，其重要性被大大地强化了：如何避免女性在叙事中被客体化，如何处理叙事的真实性，如何谈论女性解放运动的历时性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解读，这些都是女性主义文学、女性私人记忆的写作乃至metoo中每一次的女性话语表达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乱七八糟地记下了所有细节。仿佛因为这种日期的日复一日，写作让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回到那个夏天……由于画面、文字的涌入，写作需要不断延伸…它不断溢出我。我越写越感觉自己写的不贴切……我不愿意因形式而痛苦。五十页后，我又停笔了。”—埃尔诺，《一个女孩的记忆》

同是法国人，埃尔诺的思辨毫无疑问地受到了波伏娃和萨特的影响，而其写作手法又带有莫迪亚诺和加缪的风格。莫迪亚诺擅长写作主人公的自我追寻，通过零散的物件引出碎片化的回忆，朦胧而又神秘。埃尔诺的写作则大幅度弱化了其中的神秘感，因其明确地属于自传式写作，叙述者并非不能准确进行回忆，因而相较于莫迪亚诺浓重的后现代风格，埃尔诺更强调主体由于时间的跨度而带来的不同。她明确地以1968年女性解放运动为时间锚点来叙述其1958年的经历，虽然对比了不同时期的思潮对这段经历的不同看法，但是在叙述中特别地“抛弃积累多年的各种阐释，不进行任何加工”。这便是她的写作尽可能完成的“在场”。

“我是否应该这样写，在五月革命的十年前，我勇敢无畏，是捍卫性自由的先锋…因而我应该用一种轻松愉悦的写作笔调…或者立足于1958年法国社会的观点认为女孩的行为举止是女孩全部价值的体现，说这个女孩太过无知、天真幼稚、可怜可恨，自己应该承担所有责任。或者写作视角应该在1958和2014年之间不断转换。”—埃尔诺，《一个女孩的记忆》

埃尔诺擅长构筑那个似真似假的1958年的时空。除旧物件外，她恰到好处地援引了大量当时流行的文艺作品，以展现当时的社会氛围。阅读本书时容易想到同样是使用了大量隐喻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想到哲学、文学与女性命运之间的关联。事实上，法国人的记忆并不会形成阅读上的障碍。作者反复区分的1958年和1968年，正恰巧相当于处女情结、月经羞耻泛滥的十年前与今日。这种女性的共同记忆，使得本书有了跨民族的感染力。

“这种耻辱是历史性的，十年后才出现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口号。纵观历史，十年白驹过隙，但是十年对于生命之初而言，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埃尔诺，《一个女孩的记忆》

应当说，埃尔诺更加幸运，女人也会因为性爱走入哲学。主客体之辩让人学会冷静旁观，哲理性写作则帮助人实现自我疗愈，这是许多女性的共同经验。其哲学归宿也往往不是纯粹的独断与先验，而是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飞速发展，呈现出多元、多变的趋势。埃尔诺的片段式写作，难道不也是一种时代的必然吗？

如果这不是诺奖级的作品，那我也不知道什么能算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