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传统的国家理论著作。首先,作者信奉韦伯主义的国家观,将国家的本质归结为权力集中的社会组成部分,有着拓展权力的欲望和行使自我意志的能力。后来的学者迈克尔曼、米格戴尔对这种将国家权力等同于科层制组织的说法进行了有效的反驳和修正。其次,作者将社会权力的形式分为三种:经济的、规范性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这与吉登斯、迈克尔曼的定义存在一定出入,后两者一般认为军事权力应该独立看待。这取决于个人的视野范围。在波奇的视角中,欧美发达国家被视为近代国家的典型,军事暴力被吸纳到政治权力中。然而,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仍在激烈博弈中。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对进化论国家观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但不太彻底。这两种国家观都具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被认为符合人类社会内在和普遍的发展规律,不受偶然性因素影响,但这是不合理的观点。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诞生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另一方面,现代国家的运作本身充满风险。然而,一些前沿学者尝试用进化论来解释现代国家秩序的演进,并取得了一定的国际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民族国家的产生。在我看来,现代国家是在某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下,由某些共同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少有规则可以左右。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波奇、迈克尔曼、吉登斯普遍关注的意识形态权力目前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动。互联网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可能极大地改变规范性权力的生成和运作形式。一方面,规范性权力越来越不受具体政治组织和领袖的影响,个体和甚至智能机器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创作者和议程发起者;另一方面,信息的传播渠道也变得分散化,国家控制的传媒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下降,草根组织和个人在互联网社群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此外,波奇本人非常重视在日益现代化和世俗化的社会中如何保障"权力运行的理性化"。然而,信息化和智能化对这类观点的挑战是,公共空间赖以生成集体理性的可能会进一步消解,而基于无意识、庸俗化和民粹主义的诉求则获得了空前的机遇。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社会的世俗化和多元化趋势,转而寻找古典政治学家或现代学者中的贵族统治智慧。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现在,国家理论已有2500年的历史,即使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算起,也有500多年了。它一直在不断发展,可以说是一门历久弥新、常做常新的学问。沃勒斯坦指出,现代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国家具体意识形态的影响或限制,这也是现代国家的问题所在。然而,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的加速来临,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即使主观上愿意,客观上也无法担负起意识形态教化引领的责任,因此,这种体制可能需要进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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