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个世纪,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精致化,对不道德行为的敏感性不断增加,“抑制本能”的倾向越来越普遍,对自我的惩戒和敏感越来越强。与此同时,群体间矛盾(如自由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老年人和年轻人、男性与女性等)和群体性运动(如“#MeToo”“黑人的命也是命”“星期五为未来”等),也在全球迅疾而起、遥相呼应。
自我和社会的日益敏感化,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忙于调整合理的界限。在此背景下,德国哲学博士斯文娅·弗拉斯珀勒写成了《敏感与自我》一书,从辩证的角度,讲述人类敏感的发展史,重塑敏感性与韧性的关系,尝试为时代危机寻找出路。
一、何为“敏感性”
“敏感性”是指某人某物是“敏锐的、可感的、易于接受的”。从积极来看,“敏感性”通常指显著的共情能力;消极地看,“敏感性”是指一个不适应生活的主体的过度反应。“敏感性”有主动的一面,表现为个人对世界的敏锐,即拥有“感觉的天赋”,是自发地向上的自然禀赋;也有被动的一面,对外界刺激易产生感动、感伤等情绪,甚至易于激动、有些疯狂。
作者考究“敏感性”的发展,认为其发展是以强迫为前提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追溯了人类行为的转变,他发现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逐步增强的纪律约束,这种约束使人类行为越来越文雅精致,也使得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越界行为越来越敏感。埃利亚斯认为,这种精致化的基本方法为“抑制本能”“情感调解”、形成有自控力的超我。也就是说,为了变得敏感,我们必须驯服自己,“将外部强迫转化为自我强迫”,并形成有调节能力的羞愧感和尴尬感。
二、敏感与共情:一把双刃剑
“敏感性”意味着被他人的痛苦触动和感动,意味着对他人显著的共情能力。从休谟的角度来说,共情中有一些近乎是反射性和感染性的东西,尽管人与人之间有种种不同,但从“我们都是作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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