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史知识层面的小错误不少,译者未能查核纠正,甚至更添新错。目力所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作品小错总是特别多,反映了一些基本工作态度问题。将英文原著的脚注变为全书尾注,也是佛头着粪。翻口标注了英文版对应页码,值得赞赏。
海外汉学家理解文本的能力有限,但其观照视角颇具启发意义。总论提到作者权威的统治压迫限制了文本的流动性,反思今天的歌曲翻唱很有意思。第一章从身体经验出发,关注文本的物质性,从而表明“诗言志”不仅涉及作者,也关乎歌咏传抄者。第五章提到白乐天几部文集“在大集内录出”是“有关唐代抄写实践的独特信息”,“规模更小、偶然而成的文集一定已被收在一起,并从一部更大的文集中录出。但这些文集接下来的流传版本可以从更大、更一般的群组中抄出”。放眼今日学者文章编纂成集,亦复如是。
尽管本书的创作是口头传统的大胜利,但面对文本变体引发的批评混乱,汇校仍然是逃避这一困局的重要方式。文献整理的学术目标就是“各得其本所”,还原文献本来的正确面貌。这个目标类似于数学中的“极限”概念,我们至少应该相信,它是允许无限逼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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