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探索中国历史：中心观发现"

最主要的观点是中国中心观，回应的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理论。赵世瑜提出的往不同阶级、往不同区域来看历史，也提到了这个中国中心观。

首先，从中国而不是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尽量采取内部而不是外部的准绳。即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外来因素上。原因不是西方无足轻重，而是事先肯定了西方的重要性仔回来证明他确实如此。目的论的取向容易导向误区。同时，侵略中国时期的西方和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存在巨大差别，或者说“西方”和“东方”本来就是构建出来的。因此，“其体制为英国，经济为商业，人口为中国，不能代表西方文化。换言之，外国人来到中国的改变与适应是否也是冲击回应的一环呢？冲击—回应理论本身也不应该成为西方中心论的代名词，而是文化交融可能带来的结果。即便是“全盘西化”，实际上也只是按照知识分子自己想象中的西方来概括。

其次，将中国按照横向分解为区域性和地方历史的研究。当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人口压力的增长、疆域的壮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及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的挫折日增等。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止步不前的社会。当将研究放在一个局部、按下层来看时，就会发现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幅下降。

第三，将中国社会再按照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促进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

第四，多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科的交叉理论方法技巧运用。这源自于柯文批判所有认为历史现象具有重复性或共性的理论框架，强调分析框架的独特性，但是这形成不了某种“理论”或体系，因为具体而言的话万物皆可，因此也非常强调“区分”，先把现象加起来再平均，但译者认为综合也同样重要。反的是历史共性的框架，要建立历史个性的理论框架。

美国史家日益抛弃1840年断代，认为这是超越了旧模式的“思想上的帝国主义”。但从中国史学家的立场来看，只要中国人对西方入侵的经历记忆犹新，就很可能把美国朝这个方向的努力看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此，局外人向一种局内的观点靠拢，但局内人却始终坚持外来因素的极端重要性。所有人都会被所处环境囚禁，囚禁在自己所关切的狭隘事物中。但限定真理并不等于取消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