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中国现代文学新旧再续辑

对于庾子山的喜好，知堂也多有言谈。最完整的一则是他于1950年2月14日在《大报》上发表的文章《主客谈诗》，这是鼎革之后他较少谈旧体诗的文字，而这位老朋友恰恰也是废名。

“大寒中有老朋友枉顾。他毕业大学后在母校任教，专科是英文学，研究莎士比亚很久。可是喜谈中国旧文学，写过好些新诗以及小说，却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他谈到新出的《大众诗歌》，卷头有毛主席题的诗言志三字，有郭沫若的短论，说旧诗白话诗都行，只有商籟什么模仿之作无有是处。主客很同意，觉得五言生命还很长，七言则绝句尚可做，律诗恐19要失败，七古连古人都很少做得好的，只是演变下去，成为弹词调的过渡而已。他很赞美汉魏的诗，说唐诗顶不成，还不及宋人。他只有起承转合，大概与科举有关，话虽奇辟，却不无道理。魏晋诗人他取阮嗣宗、陶渊明，六朝则庾子山，唐代只有李义山，其中他又最喜庾子山，说真是爱国的诗人。有专弄文学史的同学和他抬杠，说庾无足取。他答说：你不是说屈原是人民的诗人么？拿《哀江南赋》与《离骚》来相比，有什么不同？我只觉得还要深刻点。有一点不同的就只是屈原投了汨罗，假如讲文学要把死不死加在秤上的，那么这也就无话可说了。这朋友的话我都觉得很有意思，虽然李义山没好好地读过，但屈原、庾信的比较总是很对的。一个是宗室的忧国，近于箕子麦秀之歌，一个乃是在乱世受苦难的平人，有如不乐其生的君子，作兔爰之诗以闵周，自更易于引动人的同感了。屈（原）贾（誼）往往并称，但自来对于贾生总要看低一点，可见死不死的成见，在世俗确是很有势力的。”

而废名对于知堂的这些话领悟尤深。他有一篇小品曰《三竿两竿》，极精要地写六朝文字的价值，也是在苦雨斋中闲话时悟出来的东西。表面上看是在讲写文章其实无法，是应该乱写，实则亦能见出他们师生相得，其乐融融的静中真趣来：

“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最不可及。我曾同朋友们戏言，如果要我打赌的话，乃所愿学则学六朝文。我知道这种文章是学不了的，只是表示我喜爱六朝文，我确信不疑六朝文的好处。六朝文不可学，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的生长着。诗有晚唐，词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脉也。在我们现代的新散文里，还有六朝文。”

“庾信文章，我是常常翻开看的。今年夏天捧了《小园赋》读，读到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怎么忽然有点眼花。注意起这几个数目字来，心想，一个是二寸，一个是两竿，两不等于二，二不等于两吗。于是我自己好笑，我想我写文章决不会写这么容易的好句子，总是在意义上那么的颠斤倒两。因此对于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很有感情了。我又记起一件事，苦茶庵长老曾为闲步兄写砚，写庾信《行雨山铭》四句，树人床头，花来镜里，草绿衫同，花红面似。那天我也在茶庵，当下听着长老法言道，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四句里头两个花字真的真的六朝文是乱写的。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

若说此道还有传人否，亦有幽咽泉流不绝如缕。比如名声不大显扬的朱英诞先生，他老人家1959年10月29日作了一篇不知道什么文集的《跋》，在寂寞的光景里开始怀念往昔的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文章境界真是令人思忆：

“我回想少年时候，可以借古人的一联诗句以了之：人自推东晋，诗唯爱晚唐。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