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评论里有人说这篇文章情感过于浓厚,但我个人喜欢这样充满情感的论述。毕竟,文学,特别是诗歌,失去了情感,怎么能够真正被赏识呢?而且,这篇文章本来是随意写就的“杂文”,用严谨的考据要求太过苛刻了。此外,闻一多先生本身就是一位诗人,他的情感本来就是丰富的,而最有资格评价诗的也应该是诗人,因为他们知道怎样鉴赏诗歌。因此,那些看起来学术水平高、写得严谨枯燥的论文,再怎么精细,也已经失去了诗歌真正的灵魂。
我特别喜欢文章里写的关于杜甫的部分,尤其是那句“我们的生活如今真是太放纵了,太夸妄了,太杳小了,太龌龊了。因此我不能忘记杜甫”,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闻一多先生对少陵非常深的敬仰。他对于诗歌的价值和效力也做了很清晰的说明,认为我们需要兼顾它们两者。因此,他把杜甫列入第一类诗人,而把李商隐和陶渊明列在后面。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毕竟中国人讲究的是一种境界,在创作中需要考虑社会关怀。因此,屈原、李白、杜甫都被视作诗歌史上的巨人。但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陶渊明要和他们并列在一起。是因为他还没有放下嘛?还是因为他太真诚了?或者是因为他创作的诗歌有一种无人能及的境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可能不该以同样的标准去评价他?闻一多也提出了诗歌的多样性,他赞赏孟浩然的淡泊、卢骆宫体诗中那种“以毒攻毒”的价值、贾岛让人休息的作用等。我一直在比较和思考之间纠结着,还需要再多问问题,多看看。
文章中谈到的英文翻译古体诗的部分非常精辟,这么敏锐的洞察力和锋利的笔力,真不敢想象英语怎么翻译唐诗,非常难,很容易失去诗歌的味道。对于岑参和杜甫的生平考证以及唐诗的校读和检测错编,闻一多做得很不错。不得不说,民国时期的文人古文功底真的很厉害,今人很难企及呢。
因为闻一多本人的立场和主张是重“意”,重现实生命,所以他批评了泰戈尔的游离和梦幻。闻一多是一个讲求社会责任的人,非常注重诗歌的实用价值。在文章里,他提到了他的“三美”,但我还没有想出格律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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