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解構》愛解構评论篇扩展了

顺着黄锦树的指路来阅读，目标是批判“方言文学”和“台语文学”。但是并不如乐预期的有趣。作者运用德里达和精神分析破解“言文一致”的观念，尽管少了历史化的讨论，但也算是举轻若重。他指出了“载道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但这也有些老生常谈了。对于方言的讨论，他分别从巴赫金的众声喧哗、德里达的supplement和德勒兹的脱域来分析。实际上，廖明确表示他也视方言为标准语的“补充”，并与一些拉丁化者不同。但他与民族形式讨论中那些视方言为补充材料的老哥们的区别在于，他从理论上强调“补充”并非“从属”，而是有相当的地位和“主体”地位相当。他坚持倒转“谁离不开谁”的逻辑，指出不是补充离不开主体，而是主体离不开嘴上说着“微不足道”的“补充”。此外，读他的文学评论，如陈映真和夏宇等，更有趣味。廖敏锐地批判了陈映真的两篇作品中的“受宰制者”这一核心问题，并解释了这些文章表现出的看似互有张力的倾向。廖对陈的意义毫不吝啬，并指出了陈的困境：对新帝国主义倾向不够敏感，对某些群体的书写具有浪漫化/本质化的倾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受损了艺术价值。

整本书旨在以“解构”为武器，反对各种“本质主义”的趋势。其中一个问题是，在行文中理论气息有时会盖过分析对象。另一个问题则是过度追求去中心化和解构，拓展至无数的边缘与碎片。这或许是作者的追求，但我们不应忘记Dirlik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当我们不断朝着“多元”而行时，我们是否会得到“单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