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国现代思想：反封建任务未竟

在本书的前言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由于中国革命的反传统性质，不少历史学家都认为中国革命与中国传统无关，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确立因此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的断裂。但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中国现代社会组织方式与中国传统一体化结构竟然是同构的。这样，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也就可以用“西方冲击下传统一体化结构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这种模式来概括，它是传统王朝循环的现代变构。

虽然作者没有将这段话作为明确的核心论述，但通篇读下来还是不得不让人反复回味这段话，显然，谈论“现代性”必然避免不了谈论“现代性的现状”，然而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只能谈思想不能谈政治的，因此也只好由读者自己去总结。但作者似乎也心有不甘，于是在本书的最后一节又有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看到，利用价值逆反塑造新道德本质上是一种盲目的力量。仅仅依靠它并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今天，第二次融合建立的意识形态已经解构，中国文化正在进行新的现代转型。在这中西文化再次碰撞的历史关系中，传统的文化融合机制是否会再次显现？它在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呢？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现在所能回答的。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如果中国文化建设只是凭盲目的力量推动，那么，我们将难以避免历史上发生过的悲剧和灾难重演。赫胥黎说过：“人们不大记得的历史教训，正是历史给人的一切的教训中之最重大者。”思想史的教训正是一个民族最难以发现并不大记得的教训。

个人理解本书隐含的核心观点就是：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道德价值一元论”，它将道德视为社会制度合法性来源，其具有抗拒被证伪的机制，不会轻易随着旧社会的瓦解而解体。正是因为如此，清末以来的西学东渐，虽然表面上打倒了传统文化，但它无法平移西方那种非道德化的权利观念，于是“平等、自由”这类权利理念失去了其天然性和天赋性，重新被中国化为一种新道德——也就是说，西方所谓的天赋人权在此处失去了常识性，而成为一种可评判可讨论甚至可篡改可限制定义的道德观念。因此，自由主义在短暂时兴之后迅速委顿了，中国走向更易于与一体化结构相契合的方向———两个更单一更激进的方向：要么走向民粹主义（或与之相近的某主义），要么重新回归JI权政治。总之一句话——本性难移！

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道德理想化的，“道德作为一种向善的意志，具有如下两个权利不可能有的特点：第一，道德是应然，它反映在社会制度上，就是那些代表道德价值的社会是应然的社会。由此可以根据道德原则蓝图来设计社会，这时道德原则就具有某种建构社会之功能，它的实施极易转化为乌托邦社会工程。第二，道德是一种善，反对这种道德价值就是不善，不道德和破坏道德是应该谴责的。如果把这种观念上升到社会制度层面，本来属于工具性的处于不断试错中的某种制度和道德价值画上等号，即使这种道德价值是所谓“自由与平等”，但对不道德之谴责也极易变成迫害不同政见的人。作为道德的自由平等转化为社会制度，就有形成一个取消个人自由的专制或极权政府之可能。可见，一旦权利道德化，现代自由社会就会退化或变质，在某种程度上会退回到传统社会组织形态上去或成为极权主义。”

也即是说，道德理想化的社会是不容置疑的，它是一种意识设定好的社会，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之奋斗的，目标不容置疑，牺牲的只能是个体而不是理想。但西方的思想是，承认了个体的权利，以此来对抗集体，所有集体的权益永远是标的于个人的，除此之外没有正当性。而西方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是理性思辨的，社会本身理应随时处在一种不间断的进化状态中，简单点说就是，社会永远有问题、永远需要不断的改进，也正因为此它才能够不断进步和完善，不断向前走。而中国的政治理念确实乌托邦理想，其本身就是一种完美，因此可质疑可修正的空间并不大。这样的社会不能即时改善其弊病，也缺乏自愈机制，只有等到矛盾积聚到相当的程度才会被迫做出改变——要么是颠覆性改革，要么是改朝换代。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从思想结构上彻底反思，那么清末以来我们所孜孜以求的中国现代性是注定要失败的。事实已经证明（或正在证明）这一切！

202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