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宋時期,朝野人士對於遼、金、蒙古三個民族的性質和優勢有不同程度的認識,並提出了外交政策。大致而言,這些政策可以分為主和派和主戰派兩種。主和的極致是石敬瑭所謂的「屈辱」的外交,即對遼稱臣納貢,並承認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主戰的極致是宋太宗和南宋韓佗胄的北伐。然而,這樣的二分法過於簡單。事實上,兩宋對遼、金、蒙古的政策可以說是「和、戰、守」三策交互的彈性運用,其基本目的是維持與強大外夷的和平相處而非征服。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宋朝採取了彈性外交,與敵國舉行了無數次的談判,簽署了自古以來最多的條約,制定了國際外交禮儀,交換了許多使節,並在邊界實行了榷場貿易。這段空前的歷史演變值得我們注意和探討。
除此之外,宋人還寫下了大量的詩歌,這些詩歌包括範圍從國家大政到家庭瑣事的內容,常被用來代替書信或論說。《宋代外交史》中的敘事常引用詩歌輔助,也說明了當時人對世事的看法與感觸。
陶晉生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從姚從吾、鄧嗣禹先生習宋遼金元史與東亞史。曾任教於臺灣大學、師範大學、東吳大學、美國西密西根大學、亞利桑那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著有《宋遼關係史研究》(獲中山學術獎)、《歷史的瞬間:從宋遼金人物談到三寸金蓮》、《宋遼金史論叢》、《女真史論》、《北宋士族》等,編有《陶希聖日記:1947-1956(上)(下)》、《陶希聖年表》(與陶泰來合編)。民國79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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