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意义的工作》思考自由不至于抽象

我们觉得只有在工作时不断感受痛苦，才能赋予我们那些隐秘的消费主义愉悦感以合理性。这种观点揭示出工作和消费之间的微妙关系，表明了我们对于个人满足感的追求会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中层管理者乃至他们的行政助理，明显憎恶工厂工人。这种憎恶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工人能够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而管理者所拥有的高工资则受到“道德嫉妒”因素的制约。这种动力来源于社会阶层的差距，工人的低工资反映了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认同的不平衡。

按照格雷伯的观点，当今社会多元意识形态的撕裂不可避免，这是在面对货币量化的“单数价值”膨胀入侵时的复数价值的反作用。推而广之，狗屁工作扮演着不断将被社会抛弃的人群纳入可计量的货币体系的角色，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然而，这种做法牺牲了效率，忽视了价值虚无和生命沦废所带来的代价。以吞噬个体整体性来填补社会撕裂的策略，必然将个人的撕裂失业者就不再需要承受虚伪了。然而，当代人的精神是否能够承受这种闲暇，是个难题。亚里士多德曾说人在闲暇中更难找到幸福，相较于工作中的幸福。因此，当代人发明了假装工作来暂时遗忘自我，虽然这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现在，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可能大规模取代劳动的前夜，与此同时人文精神已是黄昏般淡漠。工作伦理的虚无在午夜时分已经到来，但我们不能在悲观中溺死。改变势必会到来，因此我们必须迎接改变。

成千上万的人每天在舒适的空调房里辛勤工作，只是为了让穷人继续感到自己是糟糕的存在。这一观点揭示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以及劳动和存在的意义之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