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篇开始,作者在批评现代主义路径在民族主义诞生问题的目光短浅。安德森将身份认同的“想象性”局限为民族主义的特征,而忽视了其它类型的身份构建也需要这一要素。盖尔纳将民族主义的勃兴视为工业社会的功能需要,而忽视了民族主义壮大的长时段根基。霍布斯鲍姆借用的术语“传统的发明”完全忽视了民族主义壮大的长时段根基。这些观点都被作者认为是对民族主义理解的片面和狭隘。
为了更好地处理善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更能区分民族和其他的认同的方式,即“外部”构想原则。这种原则探讨了族群认同是内部凝聚还是外界标签化的结果的争论。作者认为,根据瓦特·波尔的方法论,族群认同既是内部凝聚又是外界标签化的结果,但具体的阶段如何发挥作用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特别选取了罗马帝国主义文化作为中心主义的典型来展示与民族主义世界观的差异。帝国主义文化的特征是“不平等的两极化”,生活在帝国内部的文人对内部异质的蛮族没有兴趣区分。而民族主义取消了这种二元对立,将世界看作是由各种民族组成的拼图,民族的形象需要与其他民族的形象并置才能界定。这种世界观使民族主义被视为一种“外来创造”。这种情况出现在超级霸权解体后各个政权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符合中世纪的特点。
民族主义对帝国主义文化的取代不能仅仅用阶段论来解释,因为民族主义本身也可以成为translatio imperii(帝国传承)的载体。民族主义之所以强大和普遍,是因为它易于与其他种类的忠诚和信条共存甚至融合。它利用它们的象征性资源,而不必然贬低它们。
作者在第三章末尾提到了瓦特·波尔的经典论断,即族群认同本身不能独立存在,它需要与其他形式的认同结合起来。这让我想起了自己之前对民族的理解是近代创造物的观念。阅读这本书后,我开始思考民族主义对中世纪早期族群认同的影响,进一步激发了我对族群认同制造新世界观的兴趣。
尽管族群认同或是民族主义展示出了一种世界的构建,但悖论在于它们并没有能力展示纯粹的自我。中世纪的史家在处理这种张力时表现出了独特的能力。无论是在世界编年史还是教会史中,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着Christendom中的各个族群,他们像一串串珍珠一样被悬挂在年表上,每一个都显得如此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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