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我有幸受邀参与了一次在北京合生汇中信书店举办的线下新书分享会,与会嘉宾是2位非常火的旅行文学作家,郭建龙和刘子超,刘子超近年来非常火热,《失落的卫星》《午夜降临前抵达》几乎成为文艺青年的必读标配,我也都有收藏和阅读。现在简单记录一下分享会刘子超老师所讲述的内容,也帮助喜爱他的读者从另一种途径了解他创作的情况吧。内容为我自己记录并加入自己的想法整理,言语和前后顺序都有改动,并非分享会原文,如果有失偏颇之处那都是由于我个人的因素造成的误解,希望这一点一定要清晰。
在谈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你是如何看待旅行与写作之间的关系的?”
郭建龙老师首先回答,在他看来“阅读使人偏激,旅行使人包容。”因为但凡被记录下来的事几乎都带有令人震撼吸引读者兴趣的目的,就像有句笑话:“狗咬人不会被记载,但人咬狗就会被记载”,所以说稍微脱离日常的事,才会被记录下来,所以如果读者经常看书,观点就会被带偏。他举例:如果经常读19世纪左拉的书,你就会得出欧洲国家斗争的比较激烈,的偏激的结论,实际当时欧洲已经高楼大厦相对来说是比较文明的。这让我想起了孔子的那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果你一味通过书本阅读来吸取,那很有可能陷入一种偏激,就是孔子说的罔,大概意思,背后的原理是差不多的,所以旅行的目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双眼和身心去感受那个陌生环境里的“常态”,这里的“常态”就与阅读得来的“偏激”形成了一种对立,既要阅读又要自己亲身去看去接触,才能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和自己的判断,书本不是真理,旅行才能让人包容,他鼓励现在的年轻人多出去走走看看,除了乌克兰、缅北,实际大部分地区还是安全的,普通老百姓还是善良友好的。
轮到刘子超发言,他说,写作是让人达到平衡的状态。他感觉自己偏内向,而旅行是一种对冲
,可以理解为,写作是往外掏,旅行是往内进,可以抵消自己写作的副作用,是非常有机的一种方式。现代人虽然可以通过互联网方便看外界,但接触的都是特别的东西,不是日常的东西。这一点上他与郭建龙老师有相同的感触。为什么我们感觉缅甸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因为新闻只为了抓住你几秒的注意力来呈现非正常的东西,把理解带到另一个方向。他希望自己的书是呈现事物的复杂性的载体。
因为郭建龙老师在新书中谈到了“发展是一道窄门”的原理,有学者曾说,欧洲的现代化实际是一次偶然。因为后来的国家很难复制欧洲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就像一个窄门,只有很少的国家抓住了大门关闭之前的短暂机遇穿过窄门实现了现代化,大多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陷阱,现代化都失败了。对于这个窄门的说法,刘子超表示非常赞同。
刘子超说:因为他最近看郭建龙的书,发展窄门这个说法,结合他自己的游走,感觉这句话非常短非常精辟就像一个魔咒,以后跟他再跟别人聊天,也可以用这个理论。(大家笑)
他接着说,他年初去了一趟巴尔干波黑,莫斯塔尔,在前南斯拉夫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之前,南斯拉夫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因为地理位置,它在东西方之间,是一个被争取的对象,东西方国家都想拉拢它。他在当地旅行遇到一个人聊天说,当年,前南斯拉夫的护照非常吃香,可以去西方阵营的国家,也可以去东方阵营的国家。那有一天他就拿着自己的护照去西柏林转了一圈,下午又回了东柏林,这在其他人眼中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过去的南斯拉夫是这么一个被东西方争取的国家。但是由于战争,这个国家彻底分裂,国家实力一落千丈,这个国家有条河,河的两岸分别是波斯尼亚区和克罗地亚区,因为内战,现在河两岸结下深仇大恨,现在就算是着大火了,对岸的消防队也不会过来救火,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想渡过窄门成为发达国家的道路上,战争,是千万要避免的。
他约当地一个同龄人去乡村周边转一下,因为是工作日,那个人是在银行上班的,他就纳闷为什么工作日他会欣然答应出来玩呢?那个当地人说,虽然在银行,但工资很低,必须往上爬,才有灰色收入,所以他爬不上去也就不想努力工作了。刘子超说,那你的状态很像中国的躺平和摸鱼啊,结果这句话让对方非常震惊和好奇,问刘子超:“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你们为什么还要躺平?”
刘子超说,摸鱼躺平实际现代化的副作用,波黑没有穿过窄门,所以连发展的副作用都体验不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十年前的认知。刘子超又说,“这种认识(外国人对中国),中国的任何信息就像一个石头投下湖中,引起了涟漪,是慢慢传播到远方,你今天抛出的一个石子,可能引起的涟漪要10年后才到达欧洲,过去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往往是落后于现实的,而现在对中国的看法又往往是超出于现实的。”
这又引出了下一个话题,关于印度。
两位嘉宾都希望读者朋友们可以尽量意识到对国家的认识存在时间差的问题,在我们的大众认识中,印度还是一个“干净又卫生”“满地垃圾牛粪”“扒火车”落后原始的样貌。但实际我们很大程度上也存在这个“涟漪”效应的滞后性。
郭建龙说,他第一次去印度是十几年。那时候中国对印度认识停留在用右手抓饭上,他们是很落后的感觉。但他会观察许多的细节,比如,他们的乞丐坐火车是免费的,因为上车不查票,而且火车跟公交车一样,买了票今天你可以坐车,往上挤,挤不上去就把票退了,打比方,乞丐可以今天在北京要饭,明天太冷了就去广州要饭,一天要30块钱人民币就能吃的很好。在那时候,他判断,印度已经开启了现代化的发展的历程,因为他注意到筒仓车厢里有非常多打工仔,同向的男男女女在拥挤的车厢里相互照顾。印度有四大中心城市,他们都是去打工的,实际他们一离开家乡就世俗化掉了。跟中国90年代一样,实际在农村里,文化是非常保守的,人一旦去沿海地区打工,受世俗化影响,就会摆脱传统的舒服,自己的行为和想法就会得到现代化的解放。所以他判断印度已经开启现代化了。除了咱们,世界上对印度看法的转变,实际是很强。
印度之所以还不行的原因,第一,它自身整体的能力太差,“人心思”难以统一,曾经也有过动乱,一乱,几十年就过去了。第二,印度整合能力就比中国差,发展之前要考虑整合问题,1948年独立时候北方是个统一王朝,而南方还处于分裂状态,国家1/3是统一的,2/3是分裂的,所以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谈到印度,刘子超说:
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近两年,印度GDP增速比中国高,是8%,(当然,经济体量不同不能光看增速比例),他称印度为一种“混乱中的韧性”。他曾经看过奈保尔写的一本书《百万叛变》,就揭露印度每个不同阶层每个宗教的人都有自己反抗的意识,但百万叛变结果是撩拨了印度作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强化了。(刘子超简直是太文艺了,这话也就他能说出来,厉害。)两位总统被刺杀,穆斯林与印度教的斗争,森林中的游击队。。。这些年可能跟科技进步有关,它进步了,大家可以抛开“干净又卫生”的表层去看这个国家。
他感觉,印度的地理位置挺好,更靠近世界版图的中心,你看世界地图就能发现,印度实际比中国靠中心,你在迪拜、卡塔尔可以看到很多印度生意人。在卡塔尔有个说法,“在发现石油之前,他们夏天放骆驼,冬天去海边捡贝壳弄珍珠,再把珍珠运到孟买。。。”实际印度就像一个磁铁,吸引了亚洲非洲手欧洲的贸易,现在印度的磁力又强了。
郭建龙非常赞同刘子超说:
你去孟买,才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因为国家化的城市,有个标准就是要有国际化的外国人的社区,这些外国人生活在这里并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里,孟买就有非常多外国人社区。而广州是有很多黑人,但外国人实际总量是很小的,他们黑人之所以去广州,是没得选,因为制造业在广州,如果孟买能生产制造,他们可能不会来广州。因为从非洲到孟买的距离是去广州的1/4-1/10的距离,在地理上,孟买是天然的一个商业中心。所以在我们担心中国制造业的时候,印度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之后又聊起了关于旅行中的趣闻,
郭建龙说:“我是比较卖弄的,子超是苦中作乐,我们全家人都是刘子超的粉丝,他的书我媳妇非常爱看,刘子超的书,你总能发现,他在旅行中找到一些小情调。一些非常好玩的观察。”
在谈到去外国旅行被出入境人员刁难的情况,
刘子超说:“我确实没有遇到像郭建龙老师遇到的那种人身危险。顶多过关时候要钱,一开始张嘴2000美元,这就没得谈了,然后他就等着,最后入境的警察出来又谈,最终以2美元成交。”(全场大笑)
郭建龙说:“我就不给,我就求人家,please!please!。。。外国出入境管理员最后给他盖章了,还竖大拇指,佩服他不给钱的坚持。
刘子超说,他现在出国到海关会给钱,2000不可能,但2元可以,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一种规则和方式,你不能要求对方也同样廉洁和高效。但如果只管中国人要钱,他肯定不给,有一次都动手了,就因为他们外国人只管中国人要钱其他国家的人入境就不要钱,他说,这是对他人格的一种侮辱。
在谈到旅行规划的时候,
刘子超说,旅行规划他没有,因为他没有探险性质,但有些比较危险的地方是写作途中不可避免的区域,比如帕米尔高原,而且,查不到任何资料,又是无人区,如果不是为了写作他可能不会去。
主持人说,如果你们2位老师玩社交媒体,一定会很火,为什么不玩平台呢?
刘子超说,写作和弄社交媒体的经验是不一样,虽然他出身于南方报业,但他目前对社交媒体还是没有兴趣。
主持人问,给读者一些游走的经验吧?如何把旅行变成优美文字?
刘子超说,可能有些共同的体验,起码你要对这个地方有些了解,你可以建立一个“坐标系”,什么叫“坐标系”?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当地人时候,你要知道问什么问题,怎么继续问下去。比如你遇到一个中国人,你问他年龄,他说自己是50年代的人,那你就知道,他经历过文革、经历过知青、经历过改革开放,这就是他的坐标系。你就能挖掘出深层的问题,文革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有什么体会,改革开放了你在做什么有什么感受等等,对吧,话题就能聊深入进去。所以你去外国,你要有基础的了解,知道问什么。面对不熟悉的人,坐标系可以帮你迅速了解一个人,把话题深入,往往会收获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新东西,把它写进书里就会很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旅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非常枯燥和无聊的,当你遇到这么一个有意思有深度的人,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去沟通。另一点,应该是学会倾听吧。
(刘子超的这段分享,我觉得真是超级干货了,别我之前听过的许多线下活动的装逼的作家都干货多了,他就是把自己如何成为一个作家如何创作的精髓和干货教给了读者,太棒了他。)
郭建龙说,他非常认同刘子超写作中用的这个“坐标系”的方法。如何吸引人是技巧。坐标系也是要求你有一个宽广的知识面。比如去阿富汗,你问一个20-30岁的年轻人,他可能只有战乱的记忆,但他遇到一位博学的70岁的老头,会说英语法语,跟他聊,就会告诉你阿富汗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对比,因为他70岁的人生中经历过和平与战争时代,所以,多问多找这种人,找这种有亮点的人,会给你带来大量的曾经不知道的信息,甚至可以改变你的写作构思。
在谈到下一步创作计划时,
刘子超说,手头还有一本在写,接下来还有2本,可能写完得10年以后吧。
两位老师可谓是现代的马可波罗,这次分享带给我很多有益的收获。
那么回到这本新书《沿着季风的方向》,就我个人阅读感受而言,我觉得这本书继承了刘子超一惯的写作风格,他的旅行不是探险,也不是单纯的俗套的游记,在他的书中我们依然可以找到熟悉的浓烈的人文关怀,通过一个个旅途中接触到的不同的人,把人作为窗口来反映一个国家的全貌,一个时代的特征,这才是刘子超旅行类书籍的感人之处吧。在书中他写了缅甸的一个例子,在分享会上他又聊到,就是在缅甸的一个汉人山村,夜晚饭店就他和导游在吃饭,饭店有自己的发电机,饭店老板的2个女儿在看电视,电视里放的是湖南卫视的综艺,而街道上开过来一辆车,循环播放着大喇叭,他问导游大喇叭里说的是什么,导游说:“小心火烛。”这种感受非常的复杂,你可以体会出很多内涵,但刘子超并不急于定义什么,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
另一个小故事,是在印度的火车上,一位高种姓的父亲带着孩子在拥挤的火车上,小孩跟刘子超聊天,于是引起的周围乘客的关注,后来小孩的父亲也加入进来,还给了刘子超一张名片,刘子超也回赠了他一张自己的名片,然后他们跟刘子超聊中国,聊印度在中国人眼中的看法,聊印度的未来,等等,刘子超在簇拥下显得有点紧张,因为他的话,仿佛就成了代表中国人对印度人说的话,所以非常慎重。在交谈里,显然这位父亲对印度和的未来的生活都非常充满自信。最后,火车快要到站了,小孩跟刘子超说,能不能把他父亲的名片还给他,刘子超比较诧异的问为什么啊?小孩说,因为那是他父亲唯一一张名片。故事就戛然而止了,看完这段小经历,我想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印度,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所以刘子超的书,高级,高级中又像郭建龙所说的,充满了小情调,他的话语永远都是文艺青年般的优美,读起来非常有代入感,一下子就抓住读者思绪,非常棒,推荐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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