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熊逸版第3辑》当每年跟着重温几卷通鉴成为习惯

去年开始，每年随一辑新出的熊逸版重温几卷《资治通鉴》成了某种阅读习惯。逐渐从力图避免阅读速度过慢最终导致大坑的心态转变为一次读完多辑甚至长时间和深入地阅读。通过细致入微和延展性较大的解读，对《资治通鉴》的理解逐渐从阅读过程中的思考转向对司马温公删繁就简的深意的思考，使得对这部巨著的认知增加了一些深度。

熊逸版进入第三辑后，明显地加快了节奏。前两辑涵盖的内容较松散，仅涉及周纪五卷和秦纪二卷，比司马温公最初誊抄给英宗的《通志》还少一卷。而第三辑则包括秦纪三卷和汉纪一至六共七卷，涵盖了从秦始皇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到汉文帝前十年（公元前170年）的四十年间的秦亡汉兴时期。这一段历史本身波谲云诡，且普通读者对其中人物和事件了解较多，这应该是第三辑加快节奏的重要原因。

与第一辑主要着重于普及逐渐全面的讲法不同（尽管每一讲都先给出原文），第二辑的讲述方式和讲解内容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进入佳境。而第三辑更直接，通过对秦国政权遗产分析的铺垫，迅速进入了四十年的乱世纷争。整个系列共九册，虽然文字内容增加了，但阅读起来仍然流畅，我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完成，还记下了一些笔记。前两天家人见我神情有些恍惚，问我原因，我开玩笑地说我沉浸在楚汉风云中了。当然这只是戏谑，但在书房与朋友聊起最近的阅读时，我向他展示了这三辑通鉴，并粗略总结了这三辑甚至整个系列的风格。

第一点是史料的对比和遴选。对于秦亡汉兴这段历史，《资治通鉴》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史记》和《汉书》，但是在遴选和删繁就简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代表司马光个人倾向和北宋时代主流史观。众所周知，《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与纪传体的《史记》和《汉书》截然不同。《资治通鉴》以时间为序，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史记》和《汉书》则以人物为纲，包含了丰富的细节。同时，司马光撰写这部史书是为了给帝王提供借鉴，因此着重记录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内容，其他方面如文学和经济等则较少涉及。这种差异在对具体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使在纪传体中，班固和司马光对汉朝历史和人物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通过对比式的讲读，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之间的区别。例如，在秦亡和汉兴之间虽然没有无缝衔接，但只有司马迁才会为项羽保留一席之地；对于刘邦拒绝赵高密议一事，司马迁认为刘邦对赵高持怀疑态度，而班固只是简单地说刘邦拒绝；对于吕雉的态度，司马迁以吕太后的身份记载，而班固和司马光则用高后、高皇后这样的称呼，体现出强烈的个人倾向。总的来说，司马迁更有个人风格，班固和司马光则更受各自时代的“政治正确”影响。

第二点是史实的外延和内涵。这套通鉴通常被批评为“枝蔓太多”，“内容与通鉴无关”。但是我个人对原教旨主义不太认可，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因此，对于有趣和有用的“枝蔓”，我更喜欢。例如在写项羽分封时，作者提到了殷虚之盟，将关中一分为三：章邯封在咸阳以西，都废丘；司马欣封在咸阳以东，都栎阳；董翳封以上郡，都高奴。这一安排巧妙地制衡了被封在汉中的刘邦的章邯，又通过司马欣和董翳制衡了章邯，将秦国的领土分为三个部分，也为后来的“三秦”一词奠定了基础。后来，刘邦在韩信的帮助下“夺回了三秦”，这一过程更为精彩。这一点是必须了解的。当然，现在的“三秦”概念已经发生演变，成为关中、陕北和陕南，但源头就在这里。又如在写黥布去番阳见吴芮的时候，作者提到了“番”一词作为地名，在当时的发音是“po”而不是现在的“pan”。直到东汉年间，才将“番”字加上右耳刀，变成了“鄱”字。这还引发了一段文字学上的小知识：耳刀旁左右的区分，来源和含义各不相同。左耳刀由“阜”演变而来，本意是山土，因此左耳刀的字常和山、土有关，如“阴阳”、“险阻”、“阡陌”、“陆”等；右耳刀则源于“邑”，本意是城镇，因此右耳刀的字更多与城镇和地名有关，如“郑”、“郭”、“都”、“郡”、“邯郸”等。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了解这些外延知识是很有益处的。

第三点是观点的对比和交锋。在解读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不同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即使是任人打扮，也需要综观全局。我记得从小时候起就对本地历史遗迹很感兴趣，对本地人物如商鞅、四皓等也特别关注。每当读到张良为刘盈站台的时候，我总感到困惑：既然是一个隐士，为什么要拒绝刘邦而中了张良的计谋，何况只是几句谄媚的言辞而已。事实上，后来王阳明也有同样的疑问：“一个隐士，就不应该出来。所谓隐而出，必然不是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应该茫然无知，绝不会像他们那样重视辞令。”然而，王阳明推测传给刘邦站台的四皓是“山寨版”的四皓，张良找了人冒充以此欺骗刘邦，这个结论让人不寒而栗。而司马光认为整个事件既不合情（违反人伦）也不合理（违背天理），因此在《资治通鉴》中删去了《史记》和《汉书》中关于四皓的大量内容，只保留了周昌的谏言，其中的原因同样值得深思。

第四点是对现实的观照和借鉴。熊逸版通鉴的一大特色是与现代管理学和经济学结合，对当下现实的观察和借鉴。尽管这一点可能并不受很多单纯喜欢历史的读者欢迎，但与神宗当年钦赐的书名“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相符。然而，这种观察和借鉴有时是难以言传的，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例如，在写田儋杀公孙庆时，作者涉及到外交事件时指出，不分场合的激烈声明往往是一个大忌，因为往往是以赢得口舌之争的同时输掉了外交。与此对照的是现在信息时代下，外交活动的场景可以同步甚至实时地传播到大众面前，这更加提示我们不要让高度情绪化的民意成为外交的主宰，也不要让斡旋空间越来越窄。又如在写文帝两本《诗经》的关键人物贾谊时，作者将他与古今中外的众多人物和观点进行了对比，包括凯恩斯和哈耶克等。真正能够理解这段内容的读者，对各种观点都会多了一些理解。

不过，作为一个非编辑工作的读者，粗略阅读下来，竟然也发现了一些编校的错误，例如P1264将“叔孙通”错误地写成“孙叔通”。希望在再版时能够予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