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熊逸版第3辑》在审慎与豁达之间，在主观与客观之间

熊逸老师这套《资治通鉴》解读大工程，终于进行到第三辑了。时间倒是刚刚好，我差不多才把第二辑的东西消化个大概，零零碎碎断断续续读完，正赶上第三辑出来，完美。

我没什么文化，让我对这套书做个评价属于僭越，我只能说这套书很符合我对历史、典籍通俗化解读的需求。

第一需求是好读，尤其是面向大众的历史解读，小圈子里传播也就罢了，面对大众如果再不好读，那就等于白写，不然大家不如干脆去看原文好了啊，使劲看看总能看懂的。

第二需求是，作者要非常认真、懂得够多，同时又有极大的好奇心，只有认真且懂得够多，才能在解读时尽量保持准确性，不至于写着写着发现自己不懂了，随便翻翻书就满嘴跑火车。

又只有对历史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才能不断对手上的史料产生怀疑，去探寻更多的知识，在旁征博引融会贯通中诞生自己的理解和观点。

有对《资治通鉴》和所涉史实的详细解读与求证，又有作者自己合理的推测和想法，这就是这套书给我的感受。《资治通鉴》在这套书里更像是一个引子，一条主线，作者写出来的其实已经远远不限于《资治通鉴》了。

这是一种天分，也是大量的阅读和探寻之后的结果。

第三辑开篇的序里，熊逸老师写了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在审慎与豁达之间，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在文字与想象之间”，对专业学者来说当然侧重“审慎”、“主观”和“文字（记载）”，为了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小事反复论证是常态，也是专业要求，但对多数爱好者来说，在文字和知识之外充分展开合理的想象与思考，可能比读过多少史书或者掌握了多少知识更重要。

历史终归是“狭隘”和“偏颇”的，历史注定有空白，比如男人书写的历史里会缺少女人的身影，比如大事更迭中会忽略那些小人物的存在，比如史书注定要在记叙者自己的视角下进行取舍。

《史记》七十篇列传，谁能被写进去当然主要是司马迁说了算，他没写进去的肯定也不能说不重要，只是他没写进去而已。

唐代张巡守睢阳守十个月，城破人亡，你知道它凄惨壮烈，惨到了张巡要杀掉小妾给大家吃的地步，某种程度上张巡挽救了大唐的命运，但你不会知道被他杀掉来喂士兵的小妾叫什么名字。

所以清代王士祯专门写了一篇《张巡妾》，想象这名被杀掉的无名小妾冤魂不散，许多年后还找张巡的转世寻仇，借此喊冤“君为忠臣，吾有何罪”。当然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古代女人地位低，又有“牺牲少数为了多数”的“大义”摆在那里，杀了也就杀了，她的意见不重要，战争对她不会有怜悯，历史也不会，但从小妾自己的视角来看，未必不觉得难受，你咋不杀你自己呢。

我眼中对于历史的“想象”，就是用这些史书一笔带过的角角落落，通过多方参照和不失常理的想象去补足、去延伸。

熊逸老师很擅长做这种延伸，他讲陈婴的事情，就用上了合理范围内的想象与推理，《资治通鉴》里缺失的细节，他也会用大量的其他资料和推演来补上这些缺少的部分，尽量保持叙事的完整性。

而所谓的主观客观，就是作者要有自己的视角，哪怕是史书里有记载的事情，不同作者讲述起来，方向和给人的观感都会不一样。

就像郭建龙老师的《汴京之围》，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详述北宋那两位丢人皇帝投降后，有多少公主、嫔妃等等女人，被金人掳走，被宋人出卖来抵作给金人的赔款，包括这些女人有迹可查的悲苦命运。这部分记录我见过被很多人转引，也让很多人真切感受到了当时女人的无奈与痛楚。

换一个人来写这段历史，可能就不会写这么细，又或者在另一个历史类读物作家的笔下，会专门将这些女人的遭遇写成一本充满血泪的大众读本，这都是视角的作用。

熊逸老师也有他自己的视角。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点是，他没有把历史看成“帝王史”或者“权谋论”，没有像某些男性“历史爱好者”一样疯狂地想从历史中解读出权术或者“做人的道理”（这东西看多了实在是让人厌烦，老带着一种诡异的宿命论）。在这方面，熊逸老师始终保持了对“帝王”和“权谋”的警惕，你能感觉到他对成功者的兴趣和对失败者的兴趣是一致的，对帝王的兴趣和对小人物的兴趣也是一致的。

他没有跟着司马光的思路走，还很不客气地几次提到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的缺漏以及司马光自己在史观上的问题。这大概也是一种“主观与客观”、“审慎与豁达”的平衡，他讲《资治通鉴》肯定是喜欢这套史籍，但喜欢不代表不能客观评价，不代表不能加入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考量。这套书在我看来最大的意义也在于此。

我前面说了，它讲的是《资治通鉴》，又不限于《资治通鉴》，有大量《资治通鉴》甚至历史之外的知识和思考，也可以看成是作者对自身的阅读、探索经历的一个大型总结。其中有没有不好或者不准确的地方，我不好说，我也不懂，至少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愉快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