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局外人》与深夜辗转反侧

在死刑前的夜晚，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极端的情绪高涨，但这种高涨在最后时刻戛然而止，这种冷酷的结局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神父的哭泣表达了他对于默尔索在最后时刻没有寻求上帝的安慰感到的悲伤，而这也启示着无神论者在面对死亡时的勇敢。与信仰宗教的人通过忏悔和对来世的期望来缓解死亡的恐惧不同，无神论者没有这样的信仰可以依托，他们只能依靠自身的精神探索来战胜恐惧。

默尔索的死亡让人想起加缪站在存在主义的埃菲尔铁塔上为那些特立独行的人唱响的悲伤颂歌。他认为“他人即地狱”，这一观点深刻诠释了人的存在是由人自身定义的。然而，我们也不禁思考，人的存在是应该由个体自己来定义，还是由整个社会来定义呢？存在主义者常常宣称“存在即感知”，但如果过于坚持所谓的“我存在”，可能会导致社会产生更多的科尔尼科夫（注：指因为个体的自私和自负而对社会产生危害的人）。那些超越法律和普世道德的“超人”们会不会对社会的安全感造成重大影响，从而反过来对存在主义者所坚持的自由构成威胁呢？与此同时，那些过于迎合他人的讨好型人格往往过于受到社会认同的影响，磨灭了自己的主张，过于关注他人的情绪而忽视自身的喜恶，最终导致内耗。面对默尔索的死亡，我也不禁感到悲伤和无助，来到天津之后，我常常掩饰自己的主张，害怕周围人对我产生负面评价，变成了一个所谓高情商随和的人。或许将来，我应该写一本名为《局内人》的书，来怜悯我自己。

在天津的寒冷中，我无法辨别这种刺骨感是来自窗外刮来的寒风还是自己过于曲意逢迎的表现。无论如何，这种寒冷让我不禁反思自己是否过于顺从他人的期待，失去了真实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