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炳哲被戏称为“地铁哲学家”,他的作品确实名副其实。他的著作简洁明快,注重总结陈词,推理论断较少,有着深刻的见解。对于那些没有耐心阅读系统性和学术性较强的大部头的读者来说,韩炳哲的作品非常值得一读。
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从KPI(关键绩效指标)到OKR(目标与关键结果)的驱动模式改变上。如今,没有人会再下达一个具体的目标,或是通过执法强制实施,规定人们必须成为某种样子或完成特定的工作。反而,我们的努力动机是基于纯粹的“自由意志”,出于“提升自己”的美好愿景,为了构建个人拼图、完善“自我”,变得更好的自己。然而,自我提升是没有上限的,这导致了人们陷入辛勤工作、盲目追求的过程中。像西西弗斯一样,他们无处安放,被巨大的疲惫和困惑所笼罩,最终落入“超越规训社会”章节中描述的精力耗竭综合征(burn-out syndrom)的陷阱。
阅读完这一章后,我回顾了一下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这本书描绘了一种外部的现象。景观类似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概念,它是由“少数人”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控制工具。景观迅速侵蚀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思想和看法都被景观所限制,就像是糖果监狱中又一个牢笼。因此,人们更多地通过内在积极的压力来转化之前的否定压力,将其这种积极压力可能以其他形式出现,让人们根本无法意识到它们作为“压力”的实质,它们可能是一种幻想,一种类似于“自律即自由”的积极口号,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承诺。受到这些概念的诱惑,你很难意识到它们实际上阻碍了你。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尼采说“奴役一个人的最好方法就是给他自由的幻觉”。
在科技人文主义中,存在着类似的悖论。起初,人们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至关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选择所有的欲望,我们应该依据什么来做出选择?如果我们的欲望给我们带来负面情绪,是否应该让科技来消除这些欲望?如果整个宇宙都依靠钉子来维系,而钉子被钉错了地方,我们应该用科技将钉子拔出来,钉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又该钉到哪里呢?如果任意地方都可以钉,那我该选择哪个地方,为什么选择那个地方?”
《小王子》故事中有一个售卖“止渴药”的商人,他可以节省每周喝水所需的53分钟。但是当被问到这53分钟的时间应该用来做什么时,他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当人们开始意识到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一连串最优决策时,他们会明白节省下来的53分钟是为了生活、思考和体验。然而,当人们不再相信这一点时,闲暇时间只会带来困惑焦虑这种低效的情绪,或陷入“深度无聊”。
韩炳哲在这一章中提出的解药是“对人性进行必要的修正,大量增加悠闲冥想的成分”。在这里,我更倾向于寓言故事中抄写员巴托比的选择:“我宁愿不去做。”又或者斯拉夫奥日·齐泽克给出的解决方法:“做某事的最好方式是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
最后,很有趣的一点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曾说过:“陷入爱河就是创造了一个信念系统,其中的神具有不可靠性。”现代哲学家已经很难像福柯和尼采那样,以纯思辨的力量统治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他们的血统、婚姻和相貌等个人生活的琐事都成为读者批评和评判他们作品的一部分。他们仅以受年轻人追捧的文化偶像的形象出现,甚至连一个随时都可能被遗忘的神都不如,这或许正反映了功绩社会下关注力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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