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布克哈特的定位问题介于启蒙历史学和德国历史主义之间,启蒙主义的历史学的很多倾向并没有消失。布克哈特在历史兴趣上高度接近启蒙主义的历史学家,但是其使用的整套历史方法是被尼布尔-兰克改造之后的历史方法;尽管这种历史方法早已在启蒙历史学中存在,但是只有在德国历史主义运动之后得到充分的发展。德国历史主义的辩证联系观点,对于布克哈特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布克哈特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强调精神的辩证断裂,而不是单纯的直接历史性联系。对于古希腊、基督教精神的崛起以及文艺复兴中的个人主义的兴趣,这些倾向很大程度上也是和德国的运动相关。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关系,布克哈特和兰克都处于一种距离感之中。但是兰克的距离产生自对于历史目的论的反感,这种历史目的论过分的僵硬且缺少活力;但是兰克不排斥一种历史进步理性,只不过这种历史进步理性仅仅在更大的历史循环的基础上成立。因而兰克在历史观点上是完全无法和黑格尔的理性的世界历史图景联系起来的;兰克不会使用黑格尔对于世界历史中普遍性的感受方法,他在认知手段上更加倾向于一种理性直观,而不是黑格尔式的哲学逻辑推演。在黑格尔那里,尽管对于未来是封闭的,但是普遍的世界历史图景依然遵循一种线性进步的喜剧。兰克的历史进步仅仅是世界历史图景中的一种力量,而不是占据支配性的绝对角色;更重要的是,一种循环论的观点会复现出来。因而兰克的历史乐观主义不会体现为纯粹的单一民族进步的历史故事(这种故事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必要的),而是各个民族个体在欧洲民族共同体中的生命活动;进一步这些斗争和和平的生命活动服务于整个西方的民族共同体。由于是循环论-线性论的微妙集合,从而对于兰克来说,未来不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历史性因素;以此回应了黑格尔将未来限制到当下的线性论的封闭做法。(这种线性论的敞开会导致两种形式的产生,一种是现代进步主义,一种是基督教末世主义;而这对于两种形式来说,后者是前者的源头,前者仅仅是用现代的世俗力量替换了后者的神意。无论是现代进步主义还是基督教末世主义,都可以处于温和形式——前者的温和形式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它通常通过各种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庸俗主义加以限制;而后者则在奥古斯丁到路德的一系列的神学思考中限制化和温和化,即将末世尽可能的放在历史和物质现实存在之外。但是一旦这种敞开的历史期待激进化,也就是完美图景-末世审判直接被赋予降临到存在者世界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就会产生激进的千禧年主义。这导致了线性论的封闭,而这种封闭的现代庸俗版本就是所谓历史终结主义。)从而,在兰克处发展出了一种观点,即上帝在历史中每个时代都已经存在,并且不断地发挥其作用;也就是上帝在所有时代均等地降临。布克哈特和黑格尔维持的距离以及同兰克本人维持的距离,经由兰克的思考的话,只需要通过以下几个变形就可以完成。首先,布克哈特将兰克经由德国新教的信仰替换为纯粹历史研究。(也就是以存在的纯粹历史形式替换了兰克那里的上帝)因而对于布克哈特来说,历史如同兰克的上帝一样,在每个时代都是平等一致且富有其神性的。这种神性某种意义上由其自身历史辩证运动,在变迁时代发展的和抑制的辩证关系以体现。因而如同兰克的上帝一样,布克哈特的历史尽管是不可直接触及和认知的(认知相对主义的),但是在一种高度反形而上学的视角中,是同一个历史作为形而上学的原则所联系的;这种联系经由一种柏拉图主义的世界图景(bild,这种世界图景的观念可以和图像学以及布克哈特的艺术史研究进行强关连)而强化。因而,在这种世界图景的意义上,布克哈特的历史可以和布克哈特的当下直接发生联系,而不具有兰克之后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的绝对沟壑。这意味着,在布克哈特那里,从源泉(Quelle)流溢而出的依然是历史事件,但是不同于兰克那里将上帝视作源泉;在布克哈特这里,历史的形而上学实体就是源泉本身,其流溢而出的就是历史时代和历史事件。理念的上帝(后面保存的是存在)通过历史化的方式依然保存了下来。其次,由于受到叔本华的影响,兰克处循环论和线性进步论的微妙平衡被打破;乐观历史主义被替换为一种悲观的历史主义。历史的进程更加被看作为循环论的过程,也就是在特定时期个人主义-文化的闪耀和专制-政治暴行的对抗,进一步在这种辩证关系下保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在世界中的意义。以此为基础,布克哈特重新退回了某种意义上的歌德-启蒙主义的立场,将永恒原则(永恒的精神文化原则)置于国家理性和权力政治之上;并且甚至不再抱有某种微妙的平衡的温和的对于国家和权力的观点,直接言称权力即是恶。布克哈特退回了文化史,但是这种回退仅仅是在历史兴趣上的回退,而不是在历史意识、历史方法以及历史学发展上的回退;在后一点上,德国历史主义为布克哈特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学史料批判的工具,以及关于历史整体意识的看法。因而,布克哈特在这一点上,比他同时代的沉迷于国家主义-线性乐观激进主义的历史学家,更加接近迈内克反思当代历史学之后断言的历史主义的高峰;也就是歌德-兰克;尽管由于时代的变化,布克哈特的历史思想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形。也就是从一种温和形式激进化为一种更加具有悲叹、哀伤、绝望的贵族的、激进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更加肆意的表达者即是尼采。
2.历史主义的高峰不是兰克,也不是歌德,而是兰克-歌德的辩证关系。首先从黑格尔主义出发再次界定的话,那么历史主义的完美形态涉及到的认识论方法必然是一种理性直观。这种直观首先在其标的物和对象上,是直接通过诗性的观察方式,确认出个体观念,以及这种个体观念的生命力;通过生命和世界图景,联系到普遍的整体观念。这种普遍整体之下的个体观念,不仅仅作用于人类个体,也作用于历史个体(民族)。其次,在发展的意义上;这种发展不能确定为机械的循环论或者单纯理性的进步论,而必须是一种混合物。这种混合物某种意义上抱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主义的乐观色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必须以循环论来限制历史进步主义的肆意妄为;因为从根本的认识论角度来说,认识不会是绝对的,而是受限的;这种首先使得主体只能通过有限方式来感知到神秘的整体。因而历史是从神圣源泉流溢而出的,在这种流溢的过程中线性的历史主义发挥作用;但是又必须返回到源泉当中,那么在这里起作用的必然是一种循环论的观点。从根本的倾向上来看,是源泉在各个时代的均等降临,循环论和历史时期、历史个体的平均论是压倒单一的线性历史的,无论这种线性历史是纯粹下降还是纯粹上升的。线性历史,而且是乐观的、前进的线性历史仅仅被规定为一种趋势和力量,而不是在历史进程中的绝对力量。因而,这里的迈内克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巅峰,不是时间性的,而是空间性的;不是世界历史的进程,而是世界历史的永恒图景。这种图景在事实判断层面承认变化和发展(注意,不是进步,这种发展处在一种微妙的被某种价值判断参染的地步上;也就是存在一种价值判断,但是这种价值判断又是以永恒的流溢而出的源泉为基础的,进一步,如上文,这种乐观是可以很容易被替换成悲观主义的;参见《德国的浩劫》。),但是在终极的价值判断层面上,在对世界历史的辩证考察上,承认每个时代的价值平等性。(这种价值平等也是脆弱的,崇古主义由于需要对抗进步主义所以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在这里,历史主义的时间性(也就是往常历史主义研究中被定位出来的重点),反倒在迈内克的研究中消散掉了,空间性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因而这种历史主义不是处于时间进程中的历史主义,而是处于世界图景中的历史主义。这种世界图景一方面是理性主义的(接近唯心论改造后的理性,加入了生命论的原则,但是相对于黑格尔来说,这种理性更加接近于直观),一方面解释了理性主义的限度,也就是对于存在的无能。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本雅明的星座的(Konstellation)回声,观察词源,这种共位,即在暗示这种对于历史的世界图景的解释方法。以上观点,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解释为兰克-歌德的辩证关系中的理念形式的基础;进一步,两者的差异即在于,相较于兰克来说,歌德的世界图景更加整体化,但是也更加的文学化-诗性化;歌德更加求助于对于自然的整体理解,并且进一步以此为基础来理解历史。而兰克作为历史学家则求助于尼布尔的史料批判方法,以一种实证主义的倾向(这种实证主义到底是必要的,还是次要的,是难以说明的;如果将这种实证主义绝对化和绝对必要化会直接走向历史主义的危机;因此,迈内克在这里采取了保留态度),通过一种尽量去美学化,但是保持文学和美学的灵韵的历史研究来看待历史。因而歌德在普遍性的整体原则上,在历史主义的高峰超越了兰克,这种超越在于其完美;而兰克仅仅在最终的论断以及少数的时刻才能达到这种高峰。但是相较于歌德来说,兰克的绝对优点在于其正当化了国家主义原则,并将现实政治和国家主义在历史主义中完全展开;这种展开对于迈内克心中的历史主义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而,歌德在历史主义发展史上的缺憾明显了。(但是一旦国家主义的原则坍塌,那么这种说法还站得住吗)
3.迈内克通过这本观念史的著作,接近了德国唯心论传统中的终结性问题。通过对于歌德的阐释(某种意义上,歌德之前的篇章都是为歌德准备的思想过程,以接近歌德、赫尔德做定位,因此略过;赫尔德值得进一步讨论。)迈内克接近了最后的谢林关于“存在”的思考,这种思考是通过歌德著作中的源泉(Quelle)得以实现的;因而不同于豆瓣某些观点说直接阐述了海德格尔,迈内克在这里通过理想化历史主义进程以及保存歌德-兰克(前者作为德意志文化的最大精神遗产,而后者则作为在历史主义-历史学上德国的最大遗产;这种理想化对于启蒙运动来说必然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德国历史主义不是对启蒙运动完成了合题,而是像启蒙运动倒退),以观念史的方式,触碰到了存在问题。但是这仅仅是触碰,并不是对于存在问题的充分讨论;这种触碰建立在新康德主义(难说有没有海德格尔)的影响之下。因而,这里涉及到的理解问题,是海德格尔的前史,通过这种触碰同海德格尔产生关联。(这一论点建立在,谢林最后的思考作为唯心论的终结。)迈内克通过一种保守化-世界图景化的倾向,试图捍卫历史主义。这是对历史主义自身危机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要求从分离、割裂以及各种庸俗化、堕落重新回到德国文化的伟大遗产之中。(新康德主义造成的危机,以及后兰克的历史主义的庸俗化、实证化、过分国家主义化、政治化、种族化。)但是能否做到显然德国运动、法国运动以及英国运动的历史遗留力量还在当下发生斗争。因而迈内克以对历史主义的一种“后现代”变形(这种后现代不出人意料地是回退),以试图清除其危害。面对历史主义问题有着多种清除方式,但是起码在1936年,梅内克提供了一个最不伤害德国文化和德意志的国家主义-特殊道路原则的方法来面对这一问题。这种捍卫除了通过哲学家的上帝概念的返回之外,还在对于兰克的捍卫那里表现为基督教信仰;但是,在本人看来,对于历史主义遗产的捍卫必须抛弃那种单纯的、兰克意义上的上帝信仰,而拥抱观念论-海德格尔意义上对于绝对-存在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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