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意义的工作：让人心灰意冷的职场现实

格拉斯·诺思提出过“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这两个概念。生产性努力具有强大的创新性，不断增大社会财富，而分配性努力只是想在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状况下抢占社会的优势地位，在分配结构中夺取更大的个体利益。在什么样的年代会产生普遍的“分配性努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尽管被押送到西伯利亚的犯人所做的工作和农民相比并不显得那么辛苦，但这些犯人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苦工”，因为“农民劳作的时候，起码有一部分是为了他们自己，但是在劳改营，苦工之所以苦，是因为劳作者从这份劳作中什么也得不到”。

早在100多年前，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处的时代，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在这样的社会成功学标准之下，工厂生产变得更加有计划性，工人在工作中不断地督促自己：只有整日整夜地劳动，才能获取更多的财富。他们日复一日地在流水线上工作，已经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异化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的一举一动不再由自己掌握，而是被机器掌握。同时，组织运作的制度性框架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人们的行为准则不再依赖传统社会中个人的魅力或者长老的权威，而是通过一整套系统化、组织化、层级化的科层制进行运作。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在墓地前是找不到刻着“蒸汽管装修工”“办事员”“护林员”这样的墓碑的；相反，墓碑上刻下的，是人们生前曾共度时光的伴侣和后代的姓名，而这些都是我们在世间曾经存在过的证明，是我们曾经付出和收获的爱的见证，是与生命本身息息相关的一种情感传递。但是在世俗生活中，人们相遇时并不会问对方关于爱和承诺的问题，而是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那么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不过是这1%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除此以外，这还表明大部分从事无意义工作的人最终都认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

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

我在马达加斯加高地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候注意到，在每一座知名贵族的坟墓边上，都会有两三座朴素简单的坟墓，它们就在贵族坟墓的尾部。每每问及这些朴素的坟墓，他们总会告诉我，这些坟墓里埋葬了贵族的“士兵”（不过是“奴隶”的委婉说法）。这种操作用意非常明确：贵族有权对人呼来喝去，哪怕是死了，都得拉几个下人一起死，否则就称不上真正的贵族。

如果说游戏时“相信虚幻”是人类自由最彻底的表达，那么工作时被迫“相信虚假”便是人类不自由最为极致的体现。因此也就毫不奇怪，纵观历史，囚犯和奴隶（很多时候有重叠）这两类不自由的人群是下述看法最早的印证：属于某些类别的人群必须让他们一直工作，哪怕其实没有事情需要做，而且为了让他们一直工作，得生生编造出工作来让他们忙活。

如果古希腊人或古罗马人看到一个制陶工人，他们能够想到的可能性是花钱购买制陶工人的陶器，他们也能想到直接把制陶工人买回家（在当时，买奴隶回家是很日常的操作）。但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