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50年至1600年的三百多年间,中国大地被蒙古铁骑征服,并在明朝时期西班牙流感在美国1918》中思考着这个问题,并试图寻找解释。一般而言,教科书给出的答案是科学和技术。然而,克罗斯比认为,西方人的优势最初并不是源自他们的科学和技术,而是源自他们的思维习惯。这是一个由定性认知到定量认知的划时代转变。
《万物皆可测量1250--1600年的西方》这本书正是探讨了发生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一划时代转变。这一转变使得现代科学、技术、商业实诚和官僚制度得以成为可能。西方人发明了机械时钟、准确的地图、严谨的代数和音乐符号、复式记账法以及透视法。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更习惯于定量思考,认为万物都可以通过理性的分析和测量得以理解。
在我们的认知中,“中世纪”常常被用作黑暗头脑发昏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它可以代表着精确的定义和缜密的推理。清晰性是这个时期的特点之一。圣师托马斯·阿奎那是神学家,同时也是逻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笛卡尔则非常推崇他,笛卡尔本身也是坐标几何或解析几何的实际发明者。
要理解历史,我们需要通读大量的史料,而历史学家的切入点非常重要。近日我阅读了两位开阔视野、角度新颖的历史学家的作品。杨斌的《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和《人海之间》从世界史和海洋史的角度来观望中国,而克罗斯比则关注西班牙流感在美国的盛行现象,以及他关于1250--1600年西方发展的书。这些都让我感到意外和惊讶。从神学模糊的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而在那个时期,绘画和音乐也能够进行定量分析,这让我目瞪口呆。作者选取的案例非常有趣,我佩服当时人们的智慧和探索精神,也佩服作者对史料的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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