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外》普通生活，灯红酒绿

继《被统治的艺术》之后，又一本地铁读物，伴着我来往市档的三天。看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原著肯定是20年前出的，今天一看，果然英文原著99年出版，中文第一版04年出版，之后才是这一版本。

读后两个感觉，一是琐碎，二是平常。当然，这样的评价难免站在20年后的立场上，不免有后见之明，但也仅是个人观点。

何以“琐碎”，本书分三编六章，第一编“到上海去”从横纵向展开“上海人”的来源、构成，对上海人力车夫的描写可与史谦德对读；第二编“立锥之地”则分析了“上海人”的住处，包括棚户区、里弄和洋房，这也对应着“上海人”的构成；第三编“上海屋檐下”则进一步聚焦里弄，看里弄内外居民的日常生活。能做到“琐碎”，本身是极其不易的，因为“琐碎”建立在巨量史料的基础上，充斥着具体而微的种种细节，这也恰恰是生活本身。

但很难说“琐碎”到底是好是坏，或许如卢汉超所言，现在要做的便是尽可能还原时人的生活世界，这肯定不错，但这样就会往百科全书（“清明上河图”）方向偏移，卢汉超也确实想达到这样的效果，用并不十分紧凑、重点不十分突出、逻辑不十分严明的框架去解释宏观、抽象的理论问题，难免显得空疏。同时也应注意，卢汉超这本书最初的读者群体实际上是对中国、对中国上海、对民国时期的中国上海了解有限的西方读者，因此对中国读者来说，难免有些过于细致。这样的工作，也只有卢汉超这样，对上海有感情、有了解的中国人能做。

何以“平常”，这关系到这本书的宏旨。在导论中，作者引入了城乡关系，城市化、近代化与商业化，“中国中心论”三组概念。在结论中，则是过去、西方、共产主义三个概念。20年后，这几乎已经成为城市史研究的关键词。在这些关键词背后（卢汉超也并不打算讨论这些概念，他认为对概念的讨论会陷入空谈），实际上便是“霓虹灯外”的意义，那就是上海普通人（中下阶级/小市民/里弄居民，当然也涉及“产业工人”这一无产阶级、乃至真正的社会底层，这也体现出这些身份概念的政治性、复杂性、模糊性）的日常生活。

他们的生活既受西方的所谓“现代”的影响，后来也受共产主义影响（而共产主义本身也是外来的），又深受本土的传统的影响，他们的态度（或者说是生活哲学）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来者不拒、中西合璧的。正是这种辩证统一的态度（上海既崇洋面外，又反帝国主义；既革故鼎新，又延续传统），形成了“上海人”的特质，这一特质用卢汉超的话（也是他所引的很多时人的话）就是“柔弱”或者“包容”（“上海人”的来源、构成本身就极其多样）、以及在中国本土和西方外来共同决定的商业文明中形成的“精明”，当然，“柔弱”、“精明”，恰恰都是实用主义的表现。

卢汉超引入的这些概念，最终都是为了证明始终与普通人联系的本土传统，在上海的强大韧性或者生命力。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当然已成常识了。但在20年前，无论对海外学界，还是对中国学界，都是极新鲜有力的观点。不得不说，“海派学术”确实也够新。

当然，再多说一句，其实“上海人”功利主义的背后，用王明珂的话说，背后便是“人类生态”，是现实的资源分配格局。上海的根本问题在于城市化环境下的人地矛盾，形塑上海、形塑上海人的，最终还是利益。而带来利益的，无疑最初是西方，而西化的力量又与传统的力量衔接了，这些又恰恰为“上海人”提供了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