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aradox of Parliament》国会的悖论:治理和代表逻辑的张力

在加拿大议会的编程逻辑中，Malloy展示了两种逻辑的纠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方式。治理逻辑（LG）强调议会而代表逻辑（LR）强调国会议员如何履行对选区的责任。LG中的“效率”修辞一直受到LR的减速或审查，但后者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核心运作逻辑。因此，这两种竞争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随着加拿大历史上特定的政治或经济问题的变化而起伏，从而演变成了Malloy所描绘的“悖论”。

我认为这种竞争逻辑的历史生动地说明了历史制度主义的主要假设。首先，一致的LG的持续存在表明最初的制度设计导致了“路径依赖”，即设计者之间的权力协商结果指导了历史的发展，并为未来的制度变革积累了成本。特别是，加拿大的政治制度，如联邦制，旨在为强大的行政部门提供国家统一。这种初始设置已经嵌入到LG作为更一致的逻辑，并为加拿大政治设定了路径。

其次，两种逻辑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差距”（第25页）的扩大标志着“递增回报”（Thelen,2004）如何将LG的早期优势转化为稳定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使制度变革变得困难。虽然LG的捍卫者认为个体与集体的和解已经内建于体制中（第24页），但他们可能没有预料到国家面临的治理问题和制度本身的不断复杂化。这些差距使得这一制度框架内的利益相关者别无选择，只能将LG置于优先位置，将LR视为次要。如果不是代议制民主中必须使国会议员对其选区负责任的必要性，LR更有可能在LG的阴影下被丢弃。

最后，制度主义者将历史连续性划分为“流动”，由“关键转折点”标志着变革的动力，并使行动变得难以逆转（Hall,1996）。然而，除了早期的宪法构成时期外，我认为在加拿大政治的后续历史中没有其他“关键转折点”。相反，两种逻辑似乎达到了阶段性的均衡，或者是Malloy所称的持续“悖论” - “对一问题的解决有时候会引发新问题，因为两种逻辑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第25页）这种均衡进一步被地方主义、联邦主义和党派制度等各种因素所强化，使得这种均衡难以被破坏，即使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宪法修正案。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均衡使得这些修正在20世纪如此困难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