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顾永棣写的《编者前言》中,提到徐志摩的存世诗歌数量超过300首。这一点可以让读者更加了解到徐志摩在诗歌领域的成就与贡献。同时,在第二页中,我们了解到徐志摩在1925年8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而且这本书是他自费出版的,他的父亲也在经济上给予了支持。这个事实可以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徐志摩个人对于诗歌创作的热爱和追求。
进一步在第三页中,我们得知徐志摩开始写诗是在他留学英国的时候。这一点反映了徐志摩在海外学习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徐志摩在20世纪20年代的诗歌创作与艾青和余光中的诗歌风格相似,都是属于抒情的范畴。然而,与艾青和余光中相比,徐志摩由于诗龄较短以及作品数量较少,成为了被诗歌界内部人士嘲笑的小资矫情的民国诗人代表。这一点可以让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徐志摩诗歌创作在当时的评价与影响。
进一步揭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风格,我们发现他的很多诗歌都采用口语对话体或者说话体的形式来表现。比如,《一条金色的光痕(硖石土白)》是用家乡方言创作的,发表于1924年2月的《晨报副镌》上。另外,《卡尔佛里(Calvary)》是写耶稣受难,也是以对话体的形式展现。这与我们想象中《再别康桥》那种贵族气写法有着很大的距离。西川还认为徐志摩在1923年所写的《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也很不错,这首诗每行都是长句子,倾向于排比铺陈,句势滚滚。这些细节更加深化了我们对于徐志摩的诗歌风格的理解。
继续往下,我们了解到在1924年4月前后,徐志摩写了一系列长句子的诗,包括《毒药》、《白旗》和《婴儿》,这些诗作表达了对于世间假恶丑的诅咒,与李金发的写作中的恶有着相似之处。而徐志摩在《自剖》中提到,自己在这段时间受到直奉战争的影响,心情很差,于是写了这些诅咒诗来发泄,写完后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一点透露出徐志摩的写作创作与他个人心情之间的关联。
通过对这些详细信息的深入分析,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以及他在民国诗坛中的地位和影响。这也让我们对他的创作风格、写作背景和个人情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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