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诞生源于一次偶然的谈话。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朋友、已故的约翰·瓦斯康塞洛斯来奥斯汀出差,他是加州立法机构中一位富有人情味和影响力的议员。
在一次晚餐中,约翰表达了他内心的担忧,他担心是否会有人为他的导师卡尔·罗杰斯写一本传记来充分体现他的重要性。我当时表示同情,并保证会有人写他的传记。然而,当约翰建议我来写卡尔的传记时,我简单地回答说:“不。”
我本可以以此为借口推托,或者以一些常见的学术理由来回应约翰——比如我手头工作繁忙,或者这不是我的领域。然而,我选择告诉他,我必须与传主有某种直觉上的联系,并且卡尔·罗杰斯并没有引起我的共鸣。我补充说,如果我要写一个心理学家的传记,那应该是一个表露自己情感的人,比如罗洛·梅。这些话蓦然而出,我自己也不知道它们来自何方。我只读过梅的一本书《创造的勇气》,但它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也只听过他的一次公开演讲,所以可以说,我对他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
然而,约翰几乎立即回应道:“下次你来旧金山湾区,我们找罗洛聚一下。”一年后,我们三个在索萨利托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与罗洛在一起是一种享受,但我当时并不确定我是否真的对他的人生故事感兴趣。罗洛也不一定急于让一个陌生人写下他认为有些混乱的人生。因此,除了传记的事,我们聊了很多其他话题,而约翰则坐在那里等待着撮合交易,并且对当事人的尴尬有些好笑。最后,我和罗洛交换了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也给他寄了几本我的书,然后我开始研究他的工作和生平经历。
这段“热恋”持续了三年多,期间我多次造访梅在蒂伯龙的家和在新罕布什尔州霍尔德内斯的避暑别墅。我们谈到了彼此的工作,他从牧师到治疗师的转变,越南战争,水门事件,性和爱,以及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命运等等。我们一起沿着蒂伯龙的悬崖散步,俯瞰安琪儿岛;沿着新罕布什尔州森林中的小溪漫步,偶遇河狸坝。渐渐地,我们建立了起彼此的信任,1991年,梅允许我不受限制地使用他的档案。我同意为他写传记。与罗洛建立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有时会引发温暖的相遇,在这些相遇中,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和对方有了更深的了解。他鼓励我全面地呈现他的生活——他的思想,成就,缺点,困扰和脆弱。几十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直到现在,我才逐渐理解梅的魅力以及对21世纪生活的意义。我仍然对我当初宣布的餐桌宣言的起源感到困惑,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它把我带上了这条漫长而生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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