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江南”？》“江南”之谜: 思想史与感觉史的转变

在杨念群的观点中，从思想史到感觉史的转向对于当代史学特别重要。与思想史研究关注公开文本不同，感觉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对象是与时代和环境体验、感受和情绪相关的内容，范围更为广泛。《何处是江南》通过对“残山剩水”和“文质”等符号的解读，探索了明清时期江南士人的精神世界。

清初江南士人在诗画中使用“残山剩水”的隐喻和园林的心态与明末士人筑园的动机存在显著差异。在当时的语境中，“残山剩水”常常托付着晚明士人对某个先贤居住或生活氛围的追忆，并抒发彼时内心世界的悲鸣。这种表达不仅是一种群体心理的悲情独吟，也是对物质文化发生巨变心灵投射的体现。

通过对《何处是江南》中的“残山剩水”、“文质之辩”和“正统与华夷”的分析，我们逐渐明确了杨念群想要表达的思想脉络。清初君主在确立自己合法性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江南地区士人思想的挑战，清代君主对“江南”的自卑与恐惧在许多清史研究著作中都有所说明。当江南士大夫群体最终被王权收编后，又在江南士人的配合下构建起了清季的正统观。乾嘉学派的考据学不是与之对抗，而是其中的一环。江南士人通过“残山剩水”表达出对“南宋-晚明”历史观和悲情感的追忆，这不仅是一种群体心理的悲情独吟，还是物质文化层面发生巨大改变的心灵投射。在明清之交的“文质”重构中，“文质”成为对明末“文”的反思，也成为对清初“质”的鄙夷。遗民和帝王虽然目的不同，但在对“质朴”的理解和对待“理学”的态度上趋于融合。通过“道统”与“治统”的合一以及对朱子学道统的一些变化，江南士人阶层逐渐成为规划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杨念群对江宁织造曹家的分析揭示了曹家“皇商”身份以外的“另一种身份”。观察江宁织造博物馆里修复的“残山剩水”景观，不禁让人想起杨念群对晚明士人“残山剩水”意象的论述。江宁织造府承担皇室“质表文里”策略的汉包衣在江南织造和两淮巡盐御使的职位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包衣虽然是汉人，但长期在宫中服侍，对满族文化十分熟悉。他们被康熙帝任命在江南担任特殊职位，目的是越过地方官员，为皇家内室经营事务。由于他们的身份认同，他们能够活跃于江南士大夫圈子中，成为皇室和江南精英交往的中介。除了经济意义外，江宁织造在文化角色上的发挥也非常重要。江宁织造不仅仅是经济代理人，也是文化交流的代理人。正如杨念群所说，作为江南文化可信赖的媒介，他们展示了清朝皇帝“质表文里”的行事风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君主唤醒对晚明江南奢靡风气的向往，间接影响民间风气的转变。在顺治朝时，君主并没有这种意识去争取江南士人，而康熙朝则任命了包衣出身的曹家担任江宁织造，将江宁织造府作为南巡行宫，作为文化交流的场所，为康熙、乾隆等君主与江南士人进行“文”的对话创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