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更懒惰的余华

在这本书中，我感触最深的是两段描写。第一个是杨飞父子的苦情戏，第二段是余华对“死无葬身之地”的诗意描写。这种诗意描写“形销骨立”，臻至化境。一个人想象着一把椅子，坐在那里，想象着食物。当动作结束，他才意识到食物已经吃完。这种描写的想象力，充分证明余华的创作天赋和才力。

对于余华的作品，很多评论家认为他媚俗、新闻串烧、迎合西方话语，且作品无法承担“见证现实”的作用。然而，我认为他们误读了小说的主旨。其中一个案例是小说中卖肾买苹果手机的描写。大多数批评的观点将这一情节视为商品物欲对人的异化。但是，他们并没有认真读这本小说。小说中，鼠妹跳楼不是因为要买手机，而是为了逼迫男友现身，而她的男友伍超去卖肾也不是为了给鼠妹买手机，而是为了给她买一份墓地。余华对新闻事件进行了改造，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挪移。可惜，很多评论家笼统地将故事视为余华对物欲横流的庸俗批判的见证。

余华对新闻事件的挪用，实际上存在着更深的含义。这些故事有辩证、腾挪的空间，鼠妹受到了物欲的诱惑，但她并没有彻底坠入其中。余华的这种安排，其实是对消费主义等庸俗批判的一种反思。他在消费主义的底色下安排了一个突破的角色：真实的温情。这才是他的目的。

另外，鼠妹死亡事件还具有别的意图。那就是扯出大众对鼠妹的热议。大众及新闻报道都认为鼠妹死于物欲，死于消费主义。并且热衷讨论鼠妹的私生活，对她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然而事实并非如人们所臆想的那样。余华或许是想指出：大众臆测、庸俗批判用在个体身上，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一个微观的人是不会像众人想象的那样，符合他们以及理论的想象的。

批评家们也陷入了他们自己的陷阱中。他们误以为余华是一个庸俗批判者，而他们自己才是“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的一类人。

而支持者声称，余华的作品具有见证现实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要说实话，余华的操作太差，以至于这本小说无法承担这一责任。

余华的操作有很多不和谐的地方，矛盾、裂缝、缺口处处可见，语气也前后不一。究其原因，是因为余华想在作品中表达太多的内容了，然而他未能撑得起自己的野心。而且，小说短小精悍，或许是效仿鲁迅吧，然而余华的短小精悍暴露了他的懒惰，他未能就这些问题深入展开，或者说，他未能将他所表述的意图充分体现在行文中。这还是因为他的意图太大，太散，一篇中篇根本无法承载他意图描述历史整体的野心。

此外，由于太大的野心，余华根本无法对他描述的事件产生切身的感受。所以，很多描述沦为蜻蜓点水，失去了深入骨髓的穿透感。这是创作生命力的萎缩。

可以说，这本书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在这篇小说中，有对现实的呈现，有对现实的反思，有作家的庸俗趣味，也有作家超出庸俗批判的地方，有戏谑也有诗意。然而，主旨散到了什么程度才会写成这样呢？

因此问题不在于余华的创作意图，他的意图并没有错，甚至超越了批评。问题在于，他未能成功地铺展这些意图。这是创作上的问题。有评论家认为这本小说的“意旨很多很深，不是自己所能把握到的”。我想说的是，小说的意旨确实很深很多，但这种意旨并没有成功地表达出来。为什么苦情戏和死无葬身之地最成功？因为作者对这两个部分具有充分的表达欲，苦难中的温情是他所热衷表达的，而这种诗意描写也与现实无关。可见，余华并不能与时代感同身受。他的情感结构，已经与那个苦难的温情时代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