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生育的人是废人,不愿生育的人是罪人,对不育者的仁慈就是对未来的残忍。” 这句话所触及的问题远不止于生育与不生育的个体之间的冲突,而是对人类的存在意义和社会道德的深刻思考。
2022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人口负增长成为了一种新的现象。但是,仅仅归咎于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是不全面的。全球范围内,青年人的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经济发展遭遇困境,这些都导致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尽管中国已经实施了二、三孩政策,但生育率仍然下滑,少子化的危机已经来临。这个情况引起了媒体人杨时旸的关注,他在小说《人偶》中以全球范围的“生育大停滞”危机为背景,通过科幻元素和悬疑案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人类的生物种族延续变得不确定的时候,个体在人类中是否还有自主性和确定的价值?这个问题的深度超出了生育和不生育的范畴,更考验着人类的本质和价值。
小说《人偶》以四对伴侣为主线展开,通过他们的视角和思想,展示了不同身份和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每对伴侣都有社会角色和生物角色的双重身份,他们既有社会价值,也有生育价值。例如,一对职业记者是抵制生育的丁克情侣,一对传统夫妻因基因互斥而无法生育,一对同性情侣在追求生育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与道德的压力,还有一对夫妻在不断曲折的求子道路上遭遇离奇案件的困扰。这些故事中的身份和价值的冲突引发了读者深思。
尽管《人偶》被归类为科幻小说,但它并没有与现实世界完全脱节。相反,它通过基于当下科技的想象和对社会环境的描绘,使读者感受到了一种置身其中的现实感。在这个面临生育危机的世界中,一家巨头公司投入巨资研发人造子宫的项目,期望通过科技解放女性并获得有用的结果;为了增加夫妻的养育信心,开发了拟人生物“诱导娃娃”,但却变成了杀人恶魔。这些科技想象看似与现实脱离,却是对当下问题的一种预言。它引发了对人类篡夺“神位”、成为神的企图以及人的本质的思考。
除了科技和悬疑案件,小说中作者对于社会环境的想象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小说设想了安全套成为违禁品、避孕药被管制、丁克员工遭受歧视甚至被开除、同性关系受到排斥,女性遭受私刑惩罚等社会问题逐渐抬头。同时,一些极端组织在舆论场上贬低人性,将不生育者定罪,这些观点逐渐被主流接受,理性被恐惧所消耗,仇恨因害怕而滋生。而《促进生育法案》也因一位待产孕妇的坠楼事件而开始修改。这些想象展示了一个可能的未来社会,引发了人们对于生育与人的尊严、存在的价值之间关系的思考。
那么,人类活着的最高意义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为了生存而放弃除了生育以外的一切价值?即使人类即将灭绝,我们是否仍然应该保持人的尊严?那些相对于生育和繁衍而言似乎可有可无的价值,是否只是附加的价值?或者,它们是否内在于存在的本身?《荀子》中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那么什么是“有辨”呢?显然,“有辨”并不仅仅是指认定“不能生育者即为废人、不愿生育者即为罪人”。人类之所以与动物不同,不仅仅是因为基因差异,更是因为环境、文化和价值的塑造和赋予。否则,人类就与只追求食物和温暖的动物没有区别。
在小说中的世界中,女性不应该被看作是资源,身体的权益必须被捍卫。如果生育不再自由,那么人类的本质就会受到威胁。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回答,它直击人类的尊严和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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