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刘克甫的研究,斯大林在维也纳所收集到的材料主要是鲍威尔和考茨基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它们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他甚至发现《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有大量文字直接来自于考茨基和鲍威尔的著作,有的地方稍作改动,有的地方完全照抄,但都没有注明出处。考茨基和鲍威尔的主张构成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直接来源。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斯大林民族定义与考茨基和鲍威尔的渊源关系,我们将它拆解为几个组成部分:
(1)形成于资本主义时期; (2)共同的语言、地域和经济生活; (3)共同文化、心理素质; (4)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共同”才是民族。
可以发现,第一点和第二点直接来自于考茨基,第三点是对鲍威尔“民族性格”的改写。“民族性格”本是考茨基极力否定的东西,但斯大林将它纳入自己的定义。斯大林写道:“心理素质本身,或者像人们所说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它既然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点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应忽视的东西了。”这显然是在替鲍威尔辩护来反驳考茨基。两种原本对立的观点就这样被生硬地拼凑在一起。斯大林全然不顾它们各自本身的逻辑,也没有做出半点调和的努力。这种强行拼凑直接导致斯大林的重大失误,因为引入文化和心理因素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
通过分析,我们还原了斯大林建构其民族定义的思路和过程:由于崩得的民族主义诉求党内联邦制和超地域的民族自治——干扰了无产阶级革命,所以要对它进行批判;批判的方式有多种,斯大林的办法是不承认犹太人是民族;为证明犹太人不是民族,斯大林需要定义什么是民族;斯大林从考茨基和鲍威尔那里借来四个要素,然后加上一个限定条件——这四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才是民族。斯大林的思维逻辑与写作逻辑是反向的。他并不是由民族定义推导出犹太人不是民族,而是先决定犹太人不是民族,然后再对民族下定义。不是理论先行,而是政治先行。通过逻辑颠倒,斯大林成功地制造了这样的错觉:犹太人不是民族乃是个符合自然公理的客观事实,由此巧妙地掩盖了该论断原本具有的极强的政治性和主观性。可见,斯大林在定义什么是民族的同时,更是在定义谁不是民族。也就是说,这个理论的背后蕴含着特定的政治目的。这也是它在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不能完全有效指导中国实践的深层原因。而许多学者之所以不顾实际效果一如既往地对它倍加推崇,主要原因便是未能完整认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双重特征——它既是理论,也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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