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必须解决问题,不能停留在被动顺应自然的状态。即使其本能得到了最完全的满足,也不能解决其“人”的问题。人最激烈的感情和最迫切的需要不在于肉体,而在于其存在的独特性。
人的感情和追求,都是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尝试,或为了避免精神错乱而付出的努力。
身份感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也不仅仅是与我们的头脑和思维有关的问题。对身份感的需要源于人类存在的状况,也是人类最强烈追求的源泉。没有“自我”感,人无法保持精神健全,因此,人被迫努力获得这种自我感。这种需要驱使人们竭尽全力争取社会地位,求得与社会协调一致。有时,这一需要比肉体生存的需要还要强烈。人们宁愿冒生命危险,放弃爱情,舍弃自由,牺牲思想,只为了成为群体的一员,与之协调一致,并由此获得一种身份感(即使是虚幻的)。
人不再感到自己拥有自己的力量和丰富品质,而感到自己是一个平凡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将自己的生存状况投射在这些外在于他的力量上。
无法用“收支平衡”的观点来评判人生是否值得活。从这个观点看,也许人生根本不值得活。人生必然以死结束,我们会有许多希望受挫,包含苦难和奋斗。但是,谁又能说爱的一刻欢愉,或者在明媚的清晨散步,呼吸清新空气而产生的愉悦,比不上生命中的苦难和奋斗呢?人生是独一无二的赠礼和挑战,无法用其他东西来衡量。对于人生是否值得一活,我们找不到合理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一个有感觉的、活生生的人,如何才能感到安全呢?由于我们的生存处境,我们不可能感到完全安全。我们的思想和见解至多是局部的真理,包含不少谬误。自从出生那天起,我们被迫接触到许多关于生活和社会的不必要的错误信息。我们的生命与健康常常被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件左右。我们能做出决定,但无法确定其后果如何,任何决定都包含失败的风险,没有风险就谈不上真正的决定。我们无法完全肯定我们最大努力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结果取决于超出我们控制能力的多种因素。同样,一个有感情的人无法避免忧伤,也无法避免不安全感。一个人能够并且必须接纳不安全因素,不过度恐惧。
从心理和精神的角度来看,生命是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我们只能确定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到了,也将死去。只有当我们完全屈从于强大且持久的权力,不再需要做决定、冒险和承担责任,我们才感到完全安全。自由的人必然不安全,思维的人必定有疑虑。
——《健全的社会》弗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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