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身体既不算粗制滥造,也说不上精工细作。生物进化是一种未经预先设计的迭代系统,后来者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进化从不造就“完美”的生物,而总是以最小代价实现物种生存的结果。这就导致物种当中的每个个体都可能存在多种缺陷、面临各色困扰。
对人类来说,神经疾病是最令人心碎的。在阿尔茨海默症或“失智症”的相关话题下,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那些事关大脑的问题给现代人类个体、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多大的麻烦。阿尔茨海默症的致病机理仍未完全理清,还处于治无可治的阶段。但那些血管堵塞、外物打击、淤血积液、肿瘤、帕金森病、神经痛之类“可见”的问题,往往可以通过疏通血管、取出外物、清理多余组织和液体等办法予以治疗。
神经外科医生归根结底是那些负责“开颅”的医生,尽管现代医学允许多种形式的微创手术和替代方案,“开颅”仍然是最后的办法。我们有时看到外科医生由于疏忽而把纱布、钉子和其他医疗器械遗留在患者体内,也许几十年后才引发问题。神经外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神经细胞不可再生(虽然在一定限度内可以修复),而大脑是人体内最精密的器官,也容不得多少偏差。哪怕是因一次手抖、一次眼花、一次走神而犯下的错误全都会变得无可挽回。
弗兰克·维托斯克的悲喜故事,既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的切身体验,更需要对人类最深的关切予以回应——那就是人类何以为人的问题,事关人类心灵与大脑的关系。不负责任的神经外科医生会制造巨大的悲剧,把头晕的人变得生活不能自理,让希望变聪明的人成为智障,令患者失去平衡感、半身不遂或永久失明。
这种责任感连同相对应的权力,一起把神经外科医生变成冷酷的动物——同情无济于事,正确的诊断和稳健的手法才真正有用。即便如此,诊断、手术的失误仍然不可避免,让病人活在痛苦中也常常是对患者、家属、医生和社会的全方位折磨。如果患者是小孩,则情形更加严峻。瑞贝卡的故事中,家属在医院的劝说下放弃了继续关注,一个小小的人类就这样孤独地逝去。很难说这中间有谁做错了,也很难说有谁对了。
医生们竭力避免自己被伦理问题纠缠不休,却终究意识到医疗本身就是向善:它的权力、责任和痛苦,皆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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