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讲述中华民族历史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政治和军事为中心。虽然也会提到经济,但给人的感觉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经济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似乎并不大。然而,在读过刘三解的《青铜资本》之后,我们会发现,“经济”在历史书写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绝不仅仅是陪衬。
在读本书时,能够感到作者为了创作本书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前读过一本讲述楚国历史的书籍,其中提到周伐楚是为了楚国的铜矿。刘三解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有人研究分析,在东周时期,楚国崛起之前,长江流域鄂东地区的铜矿是被扬越部落掌握着的。那时芈姓楚国还没有扩张到鄂东地区,这一点在后世对这一地区不同时期楚墓的发掘数量中可以得到证实。从这细微之处,就能看出刘三解治学严谨的风格。实际上,书中引用的史料记录也能显示这一点。对于一些尚且存疑、无法充分论证真实性的史料,刘三解通常在引用之后附上一句“难辨真伪”。当然,并不是说难辨真伪或者杜撰的资料就没有意义,刘三解以独到的见解让我们看到了间接使用史料的方法。例如,书中提到《管子》中的“石壁谋”和“菁茅谋”,前者难辨真伪,后者被认为是杜撰的。一般人看到这种情况,自然就不会去挖掘这些史料的价值了,但刘三解指出,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西汉时期人们对历史的总结——权力可以凭空创造商品的需求。“石壁谋”和“菁茅谋”虽然真伪存在争议,但汉武帝时期确有类似实事。例如有名的皇家园林的白鹿皮,价格高达四十万,王侯、宗室觐见时必须使用此皮。有人说这是最早的“信用纸币”,但在现代看来,这不就是摆明了“敲诈勒索”吗?幸好被勒索的都是有钱人。书中在描述商周时期时,我们看到了商人。现在说到商人,通常指的是生意人,但我们很容易忘记商朝的商人。殷商遗民在农忙之余从事商业活动,并孝敬父母,这是允许的。书中指出,经济落后的地方会有强烈的商业需求来推动经济,而西周王朝核心区域没有这种需求,商业行为只能是农业经济的点缀。商贾成了专门的职能群体,卫国的殷商遗民在农忙之余从事商业的生活方式则成了异类。由此可见,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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