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逆淘汰,有风骨的人不适合在这个世界生存。
长得帅不是错,弹琴耍酷不是错,打铁不是错,甚至傲慢的对待钟会也不是错。不和司马家合作就不对了。
相反的例子是阮籍,他也不合作,司马家要和他结亲,他就酗酒躲过,他也孤傲,青白眼当时不是到惹恼过多少人。但他知道司马家的底限是什么,《劝进表》还是会写的,司马家的宣传任务他还是会完成的。所以当有人在司马昭面前诋毁阮籍不孝的时候,司马昭都要替他说话。
嵇康就不知道人家司马家的底限是什么,他以为自己打铁、长啸、隐居山林,我怎么会引起你们的关注呢。他大概以为自己有时候发几句牢骚也没什么,司马家不会关注到他。他完全错了,司马家想要表演尊重名士的时候,他就会宽宏大量,当司马家需要杀两个名士以儆效尤的时候,就会拉一个祭旗。嵇康死之前一定非常后悔的,看看他给儿子写的信就知道了。他那封信基本上就是在教育儿子怎么成为一个庸俗的人,千万不要成为自己。
先是和领导的相处之道。他说:身为下级官吏,对长官既要恭敬,又要保持距离,不可过于亲密,不宜频繁去上司府邸。不得不去时,则应掌握合适的时间。如上司家中有许多客人,不可最后离开,更不可留宿。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长官喜欢打听外界事情,不免要惩治违法乱纪者,如常去长官家并留宿,在社会眼里,便是长官的亲信,当事人会误认是你告密所致,永远不会解释清楚。如果谨慎行事,与长官保持距离,就不会被人误解了。
还有:如果有人遇到麻烦,托人求你帮忙,应当以谦和态度,婉言谢绝:自己从不参与这类事务,请对方原谅。如果请求者的确蒙受了大冤,自己又不忍心不管,可以表面上拒绝,暗中为其帮忙。
他还说:当人们争论起来,自己不知孰是孰非时,更不可随便参与。在一边默默观看,是非曲直自会显现。有些争论,双方观点各有某些正确的或错误的因素,不值得予以评说,应当自始至终不表态。有人询问你的意见时,可以用不了解这个问题加以推辞,对其他旁观者所发表的看法也应持这种态度。如果争论发生在酒宴上,双方越吵越凶而且没有缓解的迹象,说明激烈的争斗即将发生,坐在近旁观看,是非曲直明显可见,此时就不能不发言,而一旦发言,必要肯定一方,被否定的另一方自认正确,一定会认为你徇私情,故意偏袒对手,而产生怨恨之情。
这哪儿是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嵇康,这不就是一个絮絮叨叨的老父亲。
所以鲁迅先生对嵇康的评论最精确,他说: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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