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令人“开眼界”。现今人们受固有认知束缚,常用刻板词汇描述西学东渐之前、之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但王汎森在此挖掘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例如半秘密、半宗教性的儒学通俗化、底层化学派/教派,以及表面治经学却在日记中惊人不休的反差。
第二编最有价值,因为对问题的探索极具意义。例如,为什么提倡复古却引起反传统,为什么提倡西学却引起保守观念。其中“私人领域的zz化”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两篇论文尤为出彩。
第三编主要关注史学观念和方法的演变。关于陈寅恪的部分展现了一个时期的主义征服一切,但仍有个体坚守的岁月。正如王汎森所言,他所写的是思想史,而非社会史、zz史、经济史等,因此全书注重“思想”的“内循环”。我也非常喜欢另一位思想史作家李泽厚,他的特点是尝试为某种思想找到所谓的阶级基础、经济社会背景,然后以此来阐释该思想的末节、其他方面和其他思想间的关系。可以说这是一种“外循环”式的思想史写作方式。两种风格各有所长,李泽厚可能陷入“历史(阶级)决定论的贫困和武断”,也有“实用理性”作祟下过于论断、轻视证据、过于启发、轻看论证的不足,这是用粗线条勾勒出一幅大手笔的表现。王汎森能够扎实、清楚、明白地探索思想者的内心深处,但在解释、论断、创见方面似乎有一点中气不足,没有那么勇敢,因此看起来有些乏味。那种思想史才是真正的思想史呢,我想,王汎森所写的思想史才是真正的思想史,但不能延续到新的思辩。而李泽厚不同,或者说他的目的本身就是借助当时大众唯一习得的话语(历史/阶级决定论),来重新解读思想史,并提出应当“回归五四的启蒙时代”,显然带有解读思想史并阐发新思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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