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的消灭并不是真正的消灭,存在意义上的消灭才是真正的消灭。 这样的灭绝行动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卢旺达大屠杀中,体现在胡图族屠杀奶牛上,奶牛是图西族极为珍视的“财产”,甚至被作为两个种族间的重要差异,奶牛充满了图西族存在的象征意义,消灭奶牛就是消灭图西族(他们最珍视的东西)。所以,这当然是种族屠杀,无论作恶者如何否认。 真正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平时熟悉的、友善的邻居,可以一夜之间变了个人,向邻居举起屠刀。 此书也好、历史中的其他事件也好,学者们都有分析,大体上有几类: 1、意识形态宣传:知识分子灌输种族主义仇恨 2、资源争夺:图西族占据了大量生产资源,陷入贫穷的胡图族为了抢占资源而杀戮 3、国家作恶,平民服从权威:为国尽忠、个人理性让位;不服从者会被集体排斥; 4、落后的人性之恶:无知落后的平民突然获得生杀大权,乌合之众陷入疯狂,体现残暴的动物性(人有时比动物还残暴,动物不会虐杀目标,而唯有人会) 但这终究难以得到一个满意的解释,为什么屠杀亲近的人变得如此容易?为什么这种屠杀成规模化,拉满的动员力从何而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此书中描述的凶手,几乎极少有人会真正悔恨,如果重来一次,他们还会再次举起屠刀。道德良知永远只能束缚那些“知道作恶不对而(不)作恶的人”,如果个人不觉得他们在作恶,他们永远不会反思、悔恨。 我们会发现,图西族对胡图族有一种一致的“嫉妒”,他们认为图西族有权力、图西族的女人高挑漂亮、觉得图西族瞧不起胡图族。胡图族憎恨图西族的奶牛,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养奶牛(进而通过其赚钱),所以,杀戮开始时,他们屠杀奶牛,而不是把奶牛作为生产工具进行圈养。 作者说,卢旺达大屠杀和犹太人大屠杀不一样,这里我想引用拉康/齐泽克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大屠杀的动机,从这种理论来看,两者有其相似之处。 1、去人化 人们更容易消灭害虫,通过将屠杀对象赋予一种害虫的形象,让人们更容易接受杀戮。 胡图族在杀戮前后的宣传中,将图西族人称为蟑螂、无赖、蛇、狗,通过将这种象征形象与图西族产生关联,减少具体杀戮的难度。 2、他们窃取了我们的享乐 “去人化”需要建立在两者的相似性上,我们无法强加一种象征在无关的事物上。这里就用到了最为关键的“享乐的幻想”机制。 胡图族受限于对图西族的了解,及自身的贫困现状,需要创造一种幻想来解释、消除困惑,他们认为图西族是可疑的,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拥有某种我们没有的东西(姣好的外表、权力等),他们可以获得奇异的享乐(如他们会养奶牛,而我们不会,这其中必定有某种特殊的、神奇的方法),他们在窃取我们的享乐(本该是我们的享乐被他们偷走了,如果没有他们,我们才会真正过上富足的生活)。 加上意识形态的宣传,乌托邦式的许诺,阻碍者正是图西族,他们是小偷,是害虫,去人化也顺理成章。 卢旺达历史上,种族区隔一直非常重要,也“泾渭分明”,因此,这种“享乐的幻想”更容易被赋予一个界限清晰的小共同体。 所有的受害者,在屠杀初期,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去避难:教堂。他们还在期盼上帝显灵,来拯救他们。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的牧师、教士早已撤离,教堂也最终成为人间炼狱。 凶手中不乏信教者,但是,在杀戮面前,他们让上帝后撤,让出位置给个人,让位给了共同体的幻想,撒旦掌权,上帝只能旁观。 尼采到底道出了怎样的真相? 凶手们陆续被释放,他们回到家乡,凶手与被害者重新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毕竟,生活还要往前看。大片的荒地需要人来耕种,国民生产急需劳动力来提升。人性正义再重要,“吃饭”似乎都更重要,政治正义要求,为了生产,受害者必须原谅凶手。 也许再过几十年,受害者退出历史舞台,大屠杀彻底被遗忘在教科书中,缺少反思的民族,如何避免惨剧重演? 全书采访口述为主,理论分析较少。这让我想起另一本描写卢旺达大屠杀的作品《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后者更多是站在远处,除了屠杀经过的描述外,也用了较大篇幅,分析卢旺达大屠杀的历史原因,及后续胡图族逃亡到难民营后的乱局。 但口述历史,从底层的当事人入手,从近处抽丝剥茧,总能看到一些远处看不见的东西,以及意识形态真正起作用的方式。远近结合,才能更进一步触达真相。这也是口述历史的重要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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