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双星：赫尔曼·黑塞与托马斯·曼书信集"

(文章刊于《北京日报》2023.2.17日)文/俞耕耘托马斯·曼对黑塞的最初印象，是土里土气的“实心眼”。而黑塞则说，当时除了都单身，有共同出版商外，“我俩不怎么像，从衣着和鞋子就能看出区别。”托马斯·曼富于活力，文雅考究，积极入世，有“全能艺术家”的野心。黑塞喜欢他那副略带疏离嘲讽，又有几分淘气的样子。二人从初识到欣赏，大约有二十年铺垫。《赫尔曼·黑塞与托马斯·曼书信集》，收录了这两位诺奖获得者，德语文坛巨匠自1910年至1955年的通信，堪称精神生活的伟大实录。书信见证了他们生活的亲密无间，创作上“迥异的相似”。二人被迫离开德国，都曾背负“卖国”之名，饱受误解。二战期间，远隔大洋的通信，成为精神的慰藉。1952年，托马斯·曼放弃重返慕尼黑，选择去黑塞所在的瑞士定居，此后他们每年重聚。一个穷酸教区教士之子和数代富商之子，却因文学志业，最终成为精神密友，颇具传奇。道德与文学的合一追求大多文人总是说得多，做得少，反思批判一大堆，解决问题就退场。而黑塞称得上知行合一，在道德人格上近乎完美的作家。面对战时恐怖现实，他“不是精心描摹和冷嘲热讽，而是心忧世界、关怀人性”。这也许源于牧师之子的出身，救赎与疗愈，都是应有之义。改善世界，远比描写世界重要，黑塞朴实正直，不善言辞，却付诸行动，呈现对伦理与美学的合一追求。书信保留了德国文化界共济救助的历史场景，在恐怖时代里成为人性闪耀的微光。托马斯·曼每月资助一点补贴，帮穆齐尔流亡度过难关。黑塞则亲自陪穆齐尔去警察局办手续，帮衬他在日内瓦居住终老。托马斯·曼对黑塞很敬佩，“在瑞士，您能做的比我多”。这种仁心，并不止于好友间，而是推及到更多难民。孟子的人格理想，在这位德语作家身上得到映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我想，黑塞称得上“既美且大”。他争取安置难民，设法帮他们去别的国家，“我们被迫和半个世界的官方机构打交道，再加上还要制作一大堆入境申请、证书和简历等文件的副本。”黑塞身上有种以羸弱抗争强权的高贵力量，他以“克己”自律，完成道德使命。正如他的箴言，“为使可能之事出现，必须反复尝试不可能的事情”。坐在书斋，逃避现实很容易，“对我来说，最舒心的莫过于闭上双眼、不再理会这个扭曲的世界，但是我不甘心。虽有种种不顺，尤其是身体日渐羸弱，但是我仍然希望能把手头的长线织完。”这正是庸人气息和伟大人格的分野——有无对抗生活的“反作用力”，能否为大道大义，不惜身累。显然，托马斯·曼对文学的期待，超过了现实关切。他等待黑塞小说的神奇结尾，甚至比战争结果更重要。“等到潮水退去的那一天，欧洲已经满目疮痍，回家即便可行，也不值一提了。”与黑塞不同，他尽量自保，保持一份自由与好心情：探望孙辈，去幼子家里小住，在太平洋沿岸买了一块地。“地理位置优越，有七棵棕榈树和大片柠檬树，若非估计快要到来的战争使得价格飞涨，我们本想在那里盖房的。”时局与前景的洞察省思在美国，托马斯·曼过着知名作家和“庄园主”的混搭生活——广播、讲座和旅行，安排有条不紊。但他很清醒，这种独善其身的好日子，不会长久，美国很快会卷入动荡战局。他也更了解黑塞的心性，一个传统欧洲的隐者，精神的骑士。“亲爱的黑塞先生，期待与您重逢！您不会来美国的，也没理由来，但是或许有朝一日这个世界会允许我们去看您。”这话说得悲慨，契阔谈讌，果真就成了人生的乐事与奢侈。他在信里反复怀疑追问，此生能否重逢，别再隔着大洋说话了。二人对战时德国民族主义的共同愤恨，激烈批判，使他们精神同频共振。托马斯·曼认为，二战固然漫长可怕，代价惨重，但也终将把各国民众的文明程度提高一个档次，把毒害德国人智力的民族主义彻底灭绝。“我对这场全球内战的结果基本上持乐观态度，毕竟大多数人是善的。俄中英美四个国家加起来，基本就能代表全人类了，如果还是无法匹敌，那就是出鬼了”。这激发作家对历史性的省思，黑塞洞察出历史终结与净化重启、毁灭与创造的周始轮动。他借助神话隐喻，描摹世界前景，“在幼稚又勇敢的印度神话中，世界总是不断堕落、腐朽、耗尽，直到被湿婆一舞毁灭，然后毗湿奴躺在草地上或海浪中，微笑着在梦中创造一个年轻、美丽又清白的极乐世界。”黑塞是极少数能自由取用东方思想资源，与西方传统进行互释的世界性作家。有意味的是，通信还自然划分出“两个德国”：一个是古典浪漫主义的老德国，另一个是如“嗜血怪人”的野蛮德国。托马斯·曼留恋歌德、席勒那时的古典理想家园，他同情黑塞即使百般克制地写作，还是不被德国当局容忍。《在轮下》《荒原狼》和《纳齐斯与戈德蒙》都被禁止重印。“您和那个德国之间的某种差异是无法长期掩盖的”。而作家被迫移居他国，也意味创作退守与身心流亡的双重性。“老德国的最后残余现在可能濒临灭绝，对它的感觉——或许已是一种半讽刺的感觉——将撤退到身体和心灵流亡的深处”。互鉴与互赏的艺术对话两位文豪通过评论，实现了交往、认知与情感的深化。他们无疑是伟大评论家，彼此信赖的阐释者。黑塞在书评中描画对方形象，时而是从容担起宏大题材的大力士，时而是处理细节的杂耍家。但他也会献出“带刺的玫瑰”：一边是为其辩护的赞美，一边是看似美言的奚落。“即使托马斯·曼缺乏真正的虔诚和爱，但是他有对自己作品和才能的深爱、敬畏和牺牲的意愿。”他认为曼氏有极高文化品味，但没有纯朴天才的自信，经常观察到位，却缺乏情感。《陛下》非得靠知识分子的文雅游戏，刻板逗乐，人物面具，“给普通读者一种优越感，但是他隐瞒了所有精微、严肃、确有价值的东西”，“读过他对大自然充满爱意的思考和艺术警句的人，不会理解此人怎能如此糟蹋自己的艺术。”托马斯·曼和黑塞，是友谊的理想状态：相互欣赏又不生妒忌，见人之长又成人之美。同行间，这种亲密极为难得。它显示了互鉴互赏的审美心胸，一种专业的真诚感。在“别人都疲倦了的年纪，您却创造出一部精神巨著，使终身事业达到巅峰。大作无比浪漫，浓墨重彩，而又连贯一气，是一部内省的、完美的、您亲手‘盘点人生账目’的杰作。”托马斯·曼对《玻璃球游戏》如此评价。远离故国的作家，大多面临创作从扩张变为收缩的现实，这源于生存空间被挤压，身份成了异乡人。本土性，其实是一个作家的资源，底气和暗示力量。失去本土，会深刻影响作家的风格与题材。托马斯·曼更多转向传统和古典，重建着一种隐秘的精神关联。他致敬歌德，也写了向魔鬼献身的故事，《浮士德博士》“由一个纯洁、慈爱、信奉人道主义的人物讲述一个反人道主义、恍惚、衰竭的一生。”在《死于威尼斯》中，你同样会感受被引诱的生命，走向颓靡衰弱的过程。黑塞则更看重文学的精神疗愈，以象征隐喻的浪漫，抵抗精神危机的现实。他借严肃的戏谑，装满思想的文本，对学者的庄重体进行戏仿。但二人也殊途同归，有惊人呼应。《浮士德博士》与《玻璃球游戏》都是虚构传记形式，都谈论音乐。“您和我的这两部作品既差异巨大，又惊人地相似——两兄弟间的关系往往如此。”有趣的是，托马斯·曼还在日记里写下了“小情绪”：虚构传记的点子，并不只是自己才有，这总令人不快。而他精准凝练的论断，也切中二人的艺术风格。“我的书更尖锐、犀利、滑稽又悲伤，而他的更有哲思、情感和宗教性。”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是所有伟大友谊的辩证法。重要的是，二人有共同的境遇，共通的信念。“我们经历了最深重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并在此过程中——我们羞怯地承认这一点——发现了自己对善的爱。”文学可以容忍各种有瑕疵的东西，但现实却必须扫除可耻可恨，肮脏透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