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于《新民周刊》2023.2.24日)文/俞耕耘《革故鼎新》是彼得·阿克罗伊德“英格兰史六部曲”的最后一部。叙述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终结,女王驾崩,索尔兹伯里去世,英帝国走向没落斜阳。全书看重“自下而上”的微型史观叙述,从地方基层到议会斗争,围绕阶层力量此消彼长,权力话语的替代更新。甚至,作者深入乡村/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职业构成的描摹——分析它们如何催生政治新势力崛起,产生新的利益代言人,表达新的政治诉求。这种社会学分析使历史逻辑更为扎实。它标志一种趋向:行政能力终将取代贵族义务。地方士绅,领地贵族的主导地位,被“专业阶层”(如律师等职业团体)逐渐取代。“他们不再能决定地方政治的选举,也很少以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乡村社会萎缩,土地特权被中产阶级攻击,各种贵族优待被取消。“法律专业和文职部门的职位也必须公开竞争;到新世纪初,曾经弥漫在这些职业中的那种外行的贵族风气已荡然无存。”作者也揭示了一种吊诡:旧贵族虽瓦解,却不会消亡的微妙性。这源于新旧阶层在合流。爱德华时代,财富成为新贵族的认证门槛。金融、工业和商业代表占据主导地位,“据说他们的财富源自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运作和帝国扩张,现在这些人除了挥霍无度外不作他想。”这些财阀形象,被丑化为庸俗享乐的符号,“粗俗、无知、贪婪、沉迷于高尔夫球和汽车的人。”旧贵族担心他们混入,拉低自己的等级。这就像精英对土豪的看法,诠释了“虽富未贵”。它基于老套的血统优越,甚至“这种担心有时是出于排犹的心理”。作者则戳穿了英国式正统的虚伪——他们排斥新人,不过为了掩盖自己祖先也曾趋炎附势。我想,这部作品的好看,乃是散文笔法,实现了艺术与史学的统一。它广泛援引小说,作为文献佐证,活色而切实。如王尔德曾在《不可儿戏》中对地产、遗产税的评论;又如《小人物日记》里对外伦敦郊区居民的生活展示。全书对历史事件酝酿、奠基和场域的分析,尤为细腻。人物登场,也超出许多著作年表式、观念化的机械陈述。作者几乎用心理分析,行为认知来阐释政治人物的内在深度。爱德华不合时宜,“一看就是个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他喜欢雪茄、女人、八卦、笑话和军装,但最大的爱好是美食”,“通身充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欢乐、活力和奔放。”此外,贝尔福悖谬无力、似是而非,狡猾智慧,则呈现了政治人格的复杂。在动机与意图,话语与行动间,他将“修辞术”与表演性发挥到极致。贝尔福对下层毫无兴趣的慵懒姿态,体现保守党贵族的傲慢自大。而他热爱哲学,善于修辞,“往往让人很难听懂他的要旨”,“似乎从不主张或谴责某种观点;他不提出行动方案,而是倾向于分析所有可能的选择,到最后没有一个方案会显得具有可行性。”英国人的政治性格显露无遗,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软弱少断。如何实现各方权力平衡,在维持现状前提下做“形式变革”?这些“政治不倒翁”大多基于谋求利益最大化,争取最多数支持的贪念——认为没有态度,就能暗合各方态度。这也决定了英格兰的困局:任何变革力量,新生阶层,在取得地位后,纷纷被保守势力拉拢,达成新的政治默契。新贵族收购地产,与士绅通婚,支持保守党。商业大亨站在旧党、王室和教会一边。“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英式革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目的是保持其基本结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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