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 民族认同与国家利益在制定经济政策中的影响

从经济政策的考虑出发，应如何看待以民族统一为基础的国家所面临的处境？

以普鲁士省为例，关闭东部边界政策的失败带来了大量南斯拉夫民族涌入德国东部边界，由于自然条件的原因，东部庄园主需要大量的季节性工人，但是这些本土的季节性劳动力所面对的已经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处境，不能大步迈向经济独立，也不能像工业无产阶级那样紧密地生活在都市中，再加上对自由的向往以及自我意识的出现，本土农民纷纷出走。

南斯拉夫民族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都比较低，适应适应能力强，因此在人口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在民族混合区，德国人被同化，导致了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丧失，德国本土雇工的流出带走较高文明，在本地壮大的则是波兰农民较落后的文明标准。

当一个人类社群中的担当者，出于社会组织的原因或种族特征的原因，无法适应环境时，其精神和心情生活的光芒就会消失。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首先，关部东部边界。其次，扩大国有土地，协助德国农民拓殖适合工作的土地。

实行这两个建议，从日耳曼民族利益的角度而言是值得的。德国民族性在德国东部应当受到保护，因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一个民族国家。

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涉及要做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由此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将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

经济权力与民族的政治领导权并不总是同时获得，经济民族主义者必须以一个我们认为至高无上的政治价值标准来衡量那些领导民族或渴望领导民族的阶级。这个价值标准，就是这些阶级的政治成熟性。

地产阶级所具有的政治本能确实是一笔巨大的资本，他们曾为国家的权力利益做出贡献，如今，这一阶级已经处在经济上垂死挣扎的状况中，他们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政治知识分子的中心正在从乡下转移到城市，但是大地产阶层的政治职能能转移到谁的手中呢？

在民族统一完成以后，德国新生代市民阶层充斥着政治厌倦症。这是历史送给这一代人诅咒——注定成为政治侏儒。

富裕市民阶级害怕自下而上的反对和自上而下的威胁。而另一部分则与小市民阶层一起沉入政治市刽主义的泥潭。

市民阶层政治不成熟的真正原因来自“非政治”的过去使他们缺少政治教育，任何经济因素都不可能代替这种政治教育。

而工人阶级，虽然比有产阶级成熟，但还远未成熟。因为他们没有心动魄力，更没有丝毫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一个大国不能让政治上没有教养的实力主义者所领导。

因此，德国面临的危险是市民阶级未老先衰，没有能力担任民族的权力利益，但同时没有迹象表明工人阶级已开始成熟，而且可以取代市民阶级。

因此，政治教育这一巨大的工作已经不能再延迟。对每个人来说最严肃的责任莫过于自觉地意识到这个政治教育的任务，并在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致力于民族的政治教育。

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不会因为数千年光辉历史的重负就变得苍老，只要她有能力有勇气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历来具有的伟大本能，这个民族就能永远年轻，如果德意志民族的领导阶层，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坚韧而又清醒，德国政治就能理智的成长起来，德国民族情操就会永远不失肃穆而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