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的。制度与人事密不可分,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一项制度也无法独立于其他制度单独存在。
一项制度的推行与继续必须要有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而一国的政权究竟该交付与哪些人是第一义、政权内部职权如何分配则是第二义。评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不易、人物之奸贤则更难辨。首先是如何选人、价值观。
第一,关于中国有流品无阶级、西方有阶级无流品的一段论述很精彩。主权的背后是一种自由意志,是权利而非道义。中国太大了,无法有主权,所以是士人政权,是流品而非阶级,既不是贵族政权也不是军人政权。从汉唐到明清的逐步集权倾向,君权相权分立到独裁专制,尤其是其中到清的秘密政权和明伦堂卧碑的禁止言论自由(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基本对应西方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即使是钱先生也基本论断了常数平均、秘密政权、独裁政权总是利不胜害;民主政权、公开政权,总是害不胜利,中国传统政权最宝贵的经验在于公开,一切全凭制度处置。透明与公开是一项制度有效运作的基石。
第二,印象深的还是股权结构和企业文化。满清的族人政权已经被钱先生剔除政权制度的范畴,定为法术。制度的建立即使绝无人事关系与私心、也应整体秉公,到满清已经全是私心谈不上制度了。股权结构混乱的不提,家族企业尤其参与治理较深的是否也可大体下结论。此外是共尊共信的信念,暂称之为文化,最终在制度之上统领。制度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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