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之美．隶书》千年隶书：中国书法之美

《礼器碑》碑文（明拓本）

叶鹏飞/文

“隶变”在书法上有两大作用：

一是方块汉字至此失掉了图画意味，使汉字去除了象形性，隶书结体奠定了后来楷书的结构基础，成为汉字定型字体——今文字，即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二是隶书在笔法上的创新，给书法艺术带来了结体上笔画之间的呼应感即连贯性，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汉代是隶书的发展期和全盛期。汉代的书体虽多，但以隶书为盛。如若说先秦是大篆的时代，秦代是小篆的时代，那么汉代则是隶书的时代。汉代的碑刻和摩崖刻石大都产生于东汉。尤其是桓帝、灵帝时期，是汉碑的兴盛期，出现了争奇斗艳的繁荣景象。而《礼器碑》即是这个时期的杰作。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亦称《韩敕碑》《修孔子庙器表》《韩明府孔子庙碑》《鲁相韩敕复颜氏繇发碑》，此碑立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石碑为四面刻，碑阳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碑阴三列，列十七行；左右两侧，皆有题名。

碑为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的霜月立。碑文记述了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制造礼器等活动，也是吏民以颂其德政的记录。但碑文杂用谶纬，不可尽通。碑阴及两侧乃刻当时资助此活动的官吏姓名及钱款数。此碑一千多年来饱经岁月风霜剥蚀，目前传世的最佳拓本为明拓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都藏有明拓本。

《礼器碑》（墨拓本，局部）

汉碑的书法及碑文都蕴含着汉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状况。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后，面对满目疮痍、生意萧索、庶民流离、百废待兴的局面，他吸取秦亡教训，革除暴政，制订出了弘扬大体、宽约简易、不务苛细的治国方针，顺应自然，顺从发展，实行“无为而治”，体现了大一统的气象。

因而，“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班固《汉书·食货志》）。这蓬勃发展的经济，给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促使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大力兴办文治与武功，向儒家的“有为”思想过渡。

他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家思想、孔子之术为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