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人猥琐和好奇的眼光中生活,想象别人如何想象自己会是何其痛苦的一件事。对我而言,这种情状是别有意味的小说材料。”这是作者桐野夏生的写作初衷。
故事主体讲述的是景子在十岁那年长达一年多的监禁生活。在那段黑暗肮脏的时光中,她从害怕到恐惧,从恐惧到被迫接受,从被迫接受到尝试自救,又从自救的梦魇中苏醒,祈求谷田部先生有如神祗一般降临,又不得不忍受倏忽间被拖回黑暗的命运。她从光明与孤独中骤然坠入,却又在长期的束缚与幻想中生出畸形的回甘。加害者健治,在白天是冷酷、凉薄、自私且下流的男人,一切行动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目的,却又在夜晚变作童心未泯的小男孩,幻想着与“小美”共同成长。在这其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摹景子的心理活动,真实、细腻、纹理可见。
故事的“作中作”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模糊了揣测和现实的边缘。文中的丈夫、文中的编辑、文中的《残虐记》与《犹如泥泞》,文字背后所呈现的是否是真相,谷田部与健治之间又是否存在着那样深的羁绊,其实都无从考证,一切的深究都没有意义,就像那些想要窥探景子真实经历的人,对受害者的恶意揣测,其实是一场更卑劣的犯罪。而作者更无意于剖白一切的源头,她不执着于所谓的“真相”,因为虚构的现实同样拥有与真正的现实相抗衡的能力。
对于景子来说,健治的囚禁是既定且已知的,但真正击垮景子,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是谷田部先生的形象。那个在至暗时刻被景子供为神明敬仰、憧憬,每日奉上祈祷,希望得到其帮助的谷田部先生,实际上竟然是健治的共犯,这残酷的事实让她心生绝望。自此,她开始用“想象”来舔舐伤口,白天的健治、夜晚的健治、熏黑了的水壶里的水、从未清洗过的床单、鸭子便壶、壁橱里的红书包,还有谷田部先生房间里用来偷窥的孔洞……这些细枝末节的存在成了她编织“真相”的残枝。
不到深渊的底部,我们永远无法窥探深渊的深度。在得救的景子的立场上,她一开始无法摆脱“屈辱”。她说:“屈辱长久地缠绕着我,终于像皮肤一般覆盖了我的全身。”而作为旁观者,没有切肤的经历,却扔抑制不住疯狂生长的好奇心与窥伺欲。在那长达一年多的监禁生涯中,到底有着怎样非人的真相,就像一条蠢蠢欲动的八卦新闻,当翻遍网络刨根究底后仍然无果,这时,唯有“想象”方可填补。而对于景子来说,想象一份善意,想象一份理解,以及想象他人的想象,就成了排遣痛苦记忆的唯一出口,可以说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一种典型表现。在一次次或真实或不真实的想象中,健治逐渐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对于景子来说,甚至可以撤回“快点去死”的传话。
“健治是害我的人,又是理解我的人。是他令我落入如今这般命运,也只有他能使我得到救赎。我和健治的关系就是如此扭曲,尽管案件已经告结,我们的牵绊仍然像莫比乌斯环一般,永远不会结束。”对加害人产生的正面情绪让景子缄口不言,她不愿意将真实的想法示人,却甘愿忍受他人投来的异样目光。在她的认知中,正是这起案件让她脱离了小女孩的身份,转而成为了一个欲望充盈的女人,而这种欲望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的。用想象他人的幻想来浇灌自身的欲望,用畸形的和解来疏导闷窒的情绪。景子在文中写道:“今年三十五岁的我,仍然是个处女。我不是同性恋,也不想和男人恋爱,更是一次也未想过拥有性生活,且不曾在恋人的世界中徜徉。我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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