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超越尘世，自由书写

Peter Hessler在1998年从涪陵返回美国老家后的一段时间里，无法做任何事情，只能待在他儿时的房间里写作。他上午写作，中午出去跑上十英里或更远的距离，然后回来继续写作直到晚上。过去两年的生活体验需要有一个出口，否则接下来的生活将一直不顺利。只有通过文字来记录，生活才能像那长江水一样继续流动。

Peter Hessler在中国发现学校的一切事务都受到强烈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学生的教材尤其如此。他教授的文学作品能否摆脱这些因素，成为纯粹的艺术形式来欣赏和学习呢？莎士比亚笔下的角色在中国学生眼中又是何种存在？在一个不善于表达情感和观点的社会中，如何让学生表达个人观点？

作为曾经的外语系学生和高校外语教师，这些文字让我回忆起校园时光，尤其是作者提到的戏剧表演。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改编，可以表达成熟或幼稚的思想。正如作者所说，戏剧表演是在这个社会中宣泄情感的方式。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往往会感到矛盾重重。学校里学生的观点大多惊人地一致，而一个未受教育的人却能提出完全不同的视角。

幸运的是，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何伟。通过学习中文，他获得了这个新身份。有了这个身份，他能够用中文来感受这里的生活。他习惯了每个人都盯着他看，问他挣多少钱，理解这里人们的逆来顺受和对变革的漠不关心。

想象一下，如果你我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生活两年，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都得到满足。他在安全和情感需求方面都有远方的家人和来自美国的同事的支持。他在书中写到的几个微小而严重的时刻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和深刻。一个是一个小孩子对他的恐惧。当小孩子见到他就哭，害怕他，恰好反映了人们对新奇事物的不安全感，这是自然的，也是人性的。另一个时刻是他与一个小个子的小贩发生冲突，他感受到对方把他当作动物，于是他用当地语言与对方争吵。他明白对方也是可怜人，但从他的反应中，他看到了涪陵所面临的最深切的仇恨和恐惧。

即使几十年过去了，当我的德国伴侣于2023年来到我的故乡一个小镇时，仍然会有人说：“德国鬼子来我们这干嘛？” 我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这很可笑。然而，人们的无知和狭隘有时候会变得很可怕，这时候就不能退让，要为自己的权益奋斗。

通过两年的体验，最让人有启发的是，他说他有两种身份，一个是用英语思考写作的彼得，一个是用中文交流的何伟。何伟坦诚，这两个人格是不同的。

何伟和我这个美国人的自我完全不同：他友善、渴望与任何人交谈，甚至能从最无聊的交谈中找到乐趣。简单来说，这个人很有趣。他只需要用当地方言简单地说几句话，就能给涪陵人带来无尽的乐趣。何伟有点儿傻，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他口音不标准，语法也有点马虎，而且经常嘲笑自己犯的一些简单错误。对于这样的愚蠢人，人们总是喜欢和他相处。他们发现和何伟交流很容易，尽管他们经常要把一个新词说两三遍，或者还要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来。何伟总是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用来学习新单词，也用来记录交流中的一些内容。他回家后把这个笔记本放在彼得·海斯勒的桌子上，然后将其中的每个词输入到电脑中。

虽然我认为这段话没有深入讲述他不同的人格，但是通过本书中的许多细节，读者可以对此了解一二。学习中文的何伟即使不喜欢劝酒的干部们，仍然会适应当地，并应对自如；他会用中文与学生讨论敏感话题，因为这样学生们会感觉更自在。

我认为这是语言力量的一个充分例证，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语言决定思维”的假设。只要人们通过语言进行沟通和思考，很难摆脱其背后的逻辑或非逻辑。和何伟一样，当我在德语国家生活几年后，我也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当我使用德语时，我学会了为自己辩护，和人争吵，并且较为平静。说来丢脸，在中文环境下，吵架甚至还没开始，我就已经哭鼻子了。

也许在这本《江城》的书中，我们不会读到太激进的观点和私密的内容，大多数内容都是他的学习和观察笔记，偶尔也会有一些西方视角的解读，但这些都不会让人觉得自以为是或冒犯他人。这也符合他对文字的信念：真实是永恒的，不受日常生活所累。

在我几年的异乡生活中，我越来越清楚：太多的刻板印象会被拿来解释日常现象，而要准确地描述事实本身确实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