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与智者学派全面交锋,希腊哲学对纯粹“理念”的追求(柏拉图所称的“至善”)遭到了修辞在说服和感染情绪方面的无尽贬低。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将“书写”(创作的修辞)形式贬低为真理的死胡同,认为任何修辞形式都不能成为真理存在的可能客体。阿里斯托芬批评苏格拉底意识不到修辞术的必要性,他相信修辞术为诗人尤其是谐剧诗人提供了修辞性的资源和辩护,修辞术可以弥合城邦(现实/政治)与哲学(理念/至善)之间的鸿沟。因此,哲学与修辞之间的争论一直存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和《修辞术》中认为,修辞是一种用于就任何论题,进行说服的艺术手段。辩论术是对话中辩驳的技术,而修辞学则是演讲中说服的技术,都是对逻辑的运用。修辞和辩论都是在逻辑可能性目的上的应用。柏拉图的思想和智者学派的传统结合起来,修辞成为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综合体。
新柏拉图主义在新千年逐渐复兴,《论崇高》这部短篇修辞是一种重要的实用手段,用于说服。柏拉图在回应阿里斯托芬的《高尔吉亚》中,实际上默许了阿里斯托芬的观点。高尔吉亚展示了一种令人惊喜的可能性:说服即权力。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与智者学派的对话,批判了修辞术对理念的模糊化以及对真理的放弃,但同时揭示了修辞术的必要性,特别是对哲人而言。因为城邦(政治/现实)与哲人理想的世界之间存在鸿沟,只有通过崇高的修辞术才能沟通和弥合。哲学本身无法修辞,它只能勾勒修辞术可能的轮廓,具体的实现需要像高尔吉亚这样的智者作为演说家或诗人来完成。因此,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一种修辞形式,能够弥合哲学与城邦之间的鸿沟。如果整部《高尔吉亚》视为对修辞术的审查,那么这一审查不仅批评了智术式的修辞术,还指向了一种哲学式的修辞术,这种修辞术可以沟通和弥合哲学与城邦之间的鸿沟,并为哲学提供真正的辩护。也许在现实世界中,这种修辞术本身就有朗吉努斯式的崇高。
PS: 本书封面内页的作者简介可能有误。普罗提诺作为哲学史上复兴柏拉图思想的重要人物,生活于公元3世纪晚期(207-270),而《论崇高》是在公元一世纪完成的。因此,作者朗吉努斯不可能是普罗提诺的弟子。根据书中多次提到的凯齐留斯这个生活在屋大维时代的人物,作者本人应该活在公元一世纪。因此,作者“朗吉努斯(古希腊)”标签要么是以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修辞家朗吉努斯的名义来托名,要么就是公元一世纪的同名作者。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应在作者简介中说明;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应将“古希腊”改为“古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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