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激活真理意识--学庸之异

激活真理意识

——序邹晓东《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

谢文郁

中国思想史上的真理意识一直在淡化。这应该是一个难以否定的思想史事实。

1978年那年，中国思想界有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不过，还没有深入到要害之处，这场讨论就紧急刹车，令人嗟嘘！环视当今中国思想界，谁愿意去谈论真理问题呢！不过，这也不足为怪。

柏拉图在“人皆求善”论证中唤起了人们的真理意识。但是，古希腊哲学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很快就深深地陷入怀疑主义泥潭而无法自拔。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庄子的《齐物论》给出了“辩无胜”的论证，完全否定真理标准的存在，对当时思想界的真道之争或是非之争无疑是一记闷棍，人们的真理意识从此慢慢地消泯了。单单从这个角度看，真理问题是一个死胡同。

然而，真理问题却是生存在面对一件事而出现两种对立的意见或观点时，我们就会自发地问：究竟孰对孰错逻辑上，它们可能都是错的，但它们不可能都对。真理是唯一的。有人认为，既然真理问题是一个死胡同，我们就应该淡化真理意识。然而，不解决真理问题，我们在生存上就会总是做错误的决定，损害自己的生存。放弃真理问题等于逃避生存。

实际上，任何接地气的思想界都不可能放弃真理问题。在西方，古希腊的怀疑主义思潮碰上了基督教的恩典真理论。基督教把真理问题归结为人的思想结构更新改变的问题，从而开辟了真理问题的一种新的讨论方式，继续维持并引导着思想界追求真理的情结。中国思想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这个真理情结。不过，人们只是停留在“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这种口号式的感受中。人们似乎更为关心的是宣扬某种观念或主义，而不是在深层意义上体验并培养真理情结。在百年来的西学引介过程中，真理情结与中国思想界总是格格不入，无法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思想动力。更为不幸的是，在西化思潮中，中国思想界进入了一种与中国传统思想若即若离的状态，区隔了当代中国思想家和中国传统思想的联结。于是，当代中国思想家没有兴趣去体验古人关于真理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因而也就无法从中吸取教训和养分。

追踪中国思想史关于真理问题的思考，我们需要回到《大学》和《中庸》这两个文本。我们知道，《齐物论》用“儒墨之是非”的说法深刻地表达了先秦思想界在真理问题上所陷入的困境。但是，如果真理问题是生存问题，我们就必须寻找一条摆脱困境的途径。《中庸》在敬天情感中认为，人之本性乃天所命定；认识、把握、并遵循天命之性，人就走在正道上。这“正道”当然就是真理之道。人之所以犯错，乃是人用各种善恶观念掩盖了天命本性。天命本性是生生不息的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需要和冲动。当人把在过去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天命本性的认识（观念）用于当下情境时，他的所有判断选择就被他的现有观念完全束缚，而他的天命本性就淹没在他的现有观念之中。《中庸》进一步指出，应该摆脱人的观念的束缚（内在的或外在的），在一种不受干扰的状态中呈现天命本性所引导的生存倾向，也即在诚这种内向性情感中认识并顺从天命本性之冲动，这便是所谓的“率性之谓道”。这种走在正道上的人便是君子。君子能够“率性而行”，进而就要成为社会的带领者。同时，社会上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被自己的现有观念完全束缚住，无法在诚中呈现并顺从天命本性。在僵化的观念中，他们不断地破坏自己的生存，进而破坏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这种人也就是所谓的小人。因为他们没有走在正道上，他们需要通过别人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