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沈从文和他的经典作品《边城》,但应该很少人知道,他曾从作家转业,成为一名文史研究工作者,更不知道,我国纺织史研究——某种程度而言——是由他而起的。
自有文字记载史事以后,人们研读历史多信文字叙事而轻视前人留下的绘画或图像。后者多被视为鉴赏的文玩。尤其在绘画被其受众(皇家或文人)单一且受限。人类记事其实从图像开始,而后又有“书画同源”之说。换言之,古人留传下来的绘画或图像,应该与文字记录历史一样被同等看待。
遗憾的是,沈从文所处的那个年代,图像仍未能被学者们沈从文放下创作文学的笔,踏入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门,以文物、图像为起始,在中国考古特别是纺织史领域中默默开拓与耕耘。而后影响了王㐨与王亚蓉等那一辈从事考古研究的人。
王亚蓉编著的《大国霓裳:沈从文和我们的纺织考古之路》不仅回顾了沈从文转业肇始以及他从事服饰研究之情况,也以他为因缘,梳理了考古从业者对我国纺织文物自东周至元明时期的发掘、整理的成果。那些从湿泥土中挖出的服饰经过工作人员细致耐心地完成一道又一道文物修复(“还原”)工序,重现于公众视野之中。文物修复与还原,并非任由考古工作者肆意摆弄。研究者们一般会结合图像与文字记载来思考这些出土文物的“正确姿势”。如果文物保存状态良好,它的样貌又为历史研究补充图文信息。
切勿小看中国古代的服饰。传统中国等级森严,礼仪秩序体现在方方面面,如建筑、器具、服饰、人的各种姿势等等。仅用文言文描述并不能让后人很好地理解前人如何利用礼仪维护等级秩序,但图像可以。因此,若像沈从文那样,细究古人在图画中留下的信息,便会收获不一样的历史叙事。可曾想过,《韩熙载夜宴图》不一定是南唐时期的画作。通过对画中人物服饰与手势的观察,王亚蓉等人对这幅名作的年代认定提出了疑问。
当然,需要提到文物鉴定的问题。简单地说,文物有两种情况。一是真迹,这毋用多做解释。二是古人同时期或后期仿品,但被同时代之人鉴定为真迹。这种作品在现在鉴定为仿品或赝品时,又因为它与当下比较属于古代之物,某种程度而言,确实也是文物的一种。说到这里,众所周知的那位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十分爱“鉴赏”文物或书画,不少作品被他盖章认定价值。权威认定之后,后人便自然认为是佳品。然而,事实是乾隆及其同时代的鉴定专家并非都是靠谱的,他们也会把仿品当作真迹,又把真迹误以为是假冒品。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就在于抛去古人鉴定之魅,沈从文不做作家而做文史研究者,算不算中国文化史的损失?如今看,答案是否定的。由沈从文开拓的服饰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的突破还是他本身的研究精神,都对今天产生了影响,长远地看,仍是我国的一大收获。
如今,汉服又在年轻人的追捧下焕发新的光彩。只是,大家穿在身上的汉服(尤其唐时期之服饰),纹路与摆式是否符合汉服本身的礼仪与历史,不妨以此书《大国霓裳》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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