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学视角出发,将伊格尔顿与亚里士多德联结。不论是“理论”还是“后理论”;不论是“本质”还是“反本质”;不论是“质料”还是“形式”;不论是“摹仿”还是“虚构”;不论是“行动”还是“性格”;不论是“审美”还是“道德”,都紧紧围绕着文学自身的完善而展开,循循善诱,逻辑清晰,像一页排列整齐的编程,只需自然而然地完成一道道步骤,便滑向了逻辑底点。
全书流露出强烈的马哲立场,强烈的辩证法思想以及所有理论最终化归于实践的要求。因此他反对康德的强制的普遍化,普遍化的道德律,而是辩证的,将普遍性和个别性视作难以割舍的。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尊重普遍性,人类这个“类存在”都有生老病死,都会面临苦难、悲剧,人都要在爱、道德、真理面前做出抉择。伊格尔顿怪不得反对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常常鼓吹差异性、彰显个别性、热衷反本质主义。伊格尔顿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出发,认为普遍性高于个别性。在政治学中,城邦高于个人;在伦理学和诗学中,行动高于性格;而在形而上学中,形式高于质料,现实高于潜能。没有普遍就没有个别,没有共性就没有个性,人不可能认识一个从未见过的事物。只有先承认了这个问题,所谓的政治问题、伦理问题、审美问题才能够得到恰当讨论。
这本书重新认识了亚里士多德,重新认识了形而上学、神学、伦理学,深刻体悟到亚里士多德那句“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含义。不再将形而上学视为不可触碰的妖魔鬼怪,不再将神学局限在与科学理性相对立的狭隘立场上,不再被后现代主义迷惑,过度关注个别性而厌恶普遍性的类存在。
关于文学,浮现出的是穆旦那句“我们拥抱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却无法真实地勾勒出普遍性。当我们为一个事物下定义时,不断叠加的修饰词,其实是在扩大它的适用范围。看似大量修饰词的堆砌限制了某一事物的本质,其实是容纳进了更多的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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