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东方大国-印度,自从两千多年前形成了一统北方邦国的大一统王朝后,社会的精英逐渐只有一条出路,即聚拢到中央政权旗下。大旗之下皆为体制。
在科举制度诞生之前,能否进入体制取决于举荐,进入体制后能否晋升和实现个人价值,还要靠上级的举荐,整个过程都是任免制。
科举制度诞生后,进入体制的途径是考试,但是晋升和实现个人价值依然依赖上级的举荐,任免仍然是由上级决定,进入体制前需要通过考试,进入后还要为了晋升继续努力。只有当通过考试进入体制后,才能参与任免制。
在任免制下,精英要想实现个人价值就必须了解和掌握人性,那些洞悉和掌握人性的人通常在体制内如鱼得水,顺利地晋升;而那些不重视人性或忽视人性的人则会在体制内感到失意。
在东方大国,选拔人才看重的是德才勤纪廉,以德为先。如果忽略了德,只看官员是否勤纪廉,那就无法看到像海瑞、岳飞等这样被社会认可但在中层止步的人,他们在业务上精湛,待人诚恳,谨小慎微。
评价一个人的德好与德坏往往是由能决定他职位的人来评定。如何评价一个人的德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能洞察到他在意的事情,以及如何满足他的需求。
因此,在东方大国的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人们对这些人的品行咬牙切齿,但却在一生中取得了高位的人物,如秦桧、李林甫、蔡京等,他们的特长就是口蜜腹剑。口蜜表示他们知道你在意什么,并向你描绘,这只需要用言语造势而几乎没有成本,却换来了他们所需的资源。腹剑则表示他们对私利的触觉敏锐,当利益相关时,他们毫不留情地行动,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资源。正是通过运用口蜜腹剑,洞察人性和掌握权力,这些人在体制内居于顶端。
东方大国自从宗教诞生以来,已经延续了近三千年,其教旨是天下大同,成为全社会的公德。然而,天下大同与人性并不相符。在人类的需求中,个体的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如果每个人都只追求自我实现,那么大同就无法实现。
因此,东方大国的不败精英们擅长二元论。明面上他们追求天下为先、天下大同、舍生忘死、大义凛然;而私下里他们以自我为主、利用他人为自己谋利益。
这本书之所以被赋予五星评价,是因为它真实地揭示了下士追求利益,中士追求权力,上士追求真理,实际上都是追求利益的不同方式。
在这个繁华的世界上,人们都为了利益而奔波;下士直接追求利益,但没有权力,也不关心真理,他们只追求短期的利益,且很难保持;中士懂得权力是获取利益的工具,因此他们首先追求权力,然后追求利益,但因为缺乏对真理的追求,往往在高位上失败。李善长、严嵩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上士,他们看穿了人世间,深刻了解人性的百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能洞察别人的需求,他们擅长在世俗的道德和人性的欲望之间游刃有余,他们能掌握权力,得到利益,在这个世界上如鱼得水,他们的一生也因此而有所成就。
前面的评论中有人对作者的后记给出了负面评价。虽然作者的后记看起来像是在夸耀自己,但实际上他说了一个大实话。可惜的是作者仍未真正追求真理,后记也采用了二元论。
有人说,彼岸欧罗巴的普选制度没有东方大国那样的二元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欧罗巴的普选制度比东方大国更加困难,因为在欧罗巴他们不仅需要取悦上级,还需要取悦下级,但他们内心的天性却难以抹灭。这难道不是更加撕裂吗?
因此,如果你能抑制住人的欲望,你就可以没有欲望和追求,宁愿过着简朴的生活,追求真理;但如果你还是一个正常人,就必须要清楚现实,积极进取,追求真理,追求...。
总之,就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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