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惠安女：缺憾与思考

一个惠安人写了一本关于惠安女的著作，这位作者更加难能可贵，因为他是一位男性。学界早就开始对惠安女的特殊文化现象关注，但一直没有对之进行系统论述。不过看到后记说是硕论，就可以理解了。

这本书的资料来源比较充足，但在论述方面并不充分。1949年前惠安女自杀现象和“苦”的生命历程没有得到充分分析，feminism运用也不够全面。我认为在论述惠安女性时不能缺乏惠安男性的视角（比如他们对女性的认识），包括惠安女劳工的流动（比如在厦门码头工作），这个可能可以与三水红头巾联系起来。然而，由于资料困难，这样的要求有些苛刻。

另外，在重新塑造和记忆惠安女形象方面，书中提及的对于1978年以后传统的回潮和旅游文宣、文艺作品的内容还不够。比如，更早的《厦门新娘》和《番薯浇米》等媒介文本，这一部分的口述调查也应该更加广泛。

同时，是否存在隔阂，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因为作为惠安女性，我在与一些惠安农村女性长辈进行深入交谈时，发现她们表现出了一些怆痛和凄苦，但这在书中的口述史料引用中却没有体现。所以，在她们与男性叙述自己生命历程时，是否会有所保留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疑问。

另外，书中引用的一些当地歌谣的普通话翻译可能不一定与音对得上，这可能是闽南语文白异读的译介难度。

闽南人既拜天公、祖公，也拜女性神明。但女性尤其是惠安女性长期处于性别压迫之中，“贤妻良母”的期望和“堕女胎”的行为仍然存在，但她们大部分时候仍然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