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终有一死。
老年人有两种死亡:幸运的少数人,在日常生活的瞬间或在睡梦中猝然离世,免去了病痛的折磨和家人的照料;而剩下的大多数人,不得不经历缓慢丧失身体自主权的过程,基础机能慢慢衰退,直至不再是原来熟悉的自己。而一同经历这一切的家人,面对的则是许多艰难的选择和角色的转变。
在《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书中,美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罗斯讲述了在他父亲确诊脑部肿瘤后,他陪伴父亲走完最后一程的经历。
在书的开头,罗斯的母亲猝然离世,留下父亲独自一人。父亲虽年事已高,但依旧精神抖擞,充满活力,深受孤寡老妇人的欢迎。他曾是保险销售员,而今依然能熟记街道上几十年前的店铺和邻居;他强硬固执,对生活的各方面都有非黑即白的判断;他拒绝去养老公寓,哪怕独居无法很好地照料自己的起居。然而,就在他去佛州避寒的一个冬日清晨,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半边脸无法动了。他只好草草结束度假,回到新泽西检查。他被确诊为由于脑中肿瘤压迫神经导致的面瘫。而后,随着肿瘤的渐渐变大,他的身体状况也不断恶化:先是一只眼睛失去了视力,随后走路也变得困难、吞咽也不再顺畅,到最后,终于连呼吸也被剥夺。
在书中,比起温情脉脉的怀念,罗斯更多的是犀利的自我剖析。他不避讳父亲的缺点,也不回避自己的怨恨与后悔。例如,罗斯在数年前就告诉父亲,他并不想要父亲留下的财产,但当父亲真的办妥一切手续,他却又怅然若失。当他反思这份失落的原因时,他才发现,自己将财产都让给在经济上更需要帮助的哥哥和侄子,其实是为了让自己在家族中显得更为高尚;他也怀疑,他是不是在潜意识里就觉得哥哥比自己更有资格继承,因为哥哥有下一代,而自己没有。
我猜想,他想要的,并不是钱财本身,而是通过继承遗产获得的父亲的认可。而对他来说,放弃遗产仿佛也让他同时失去了自己他才向父亲要来了一个实体的家族的传承物——祖父的剃须碗,上面刻着他未曾谋面的祖父的名字。
照料日渐衰老的父亲的过程中,他与父亲的关系也在不断拉近。通过照料父亲沐浴、卧床、进食,清理父亲弄脏的床单和厕所,罗斯重新获得了同父亲在身体上的熟悉和亲近,仿佛小时候父母照顾自己时的那份亲昵,只是这次被照顾的那个人换成了父亲。而罗斯与父亲最感同身受的时候,是他自己突发心脏病,并在手术前夜体会到身体不受控制的无助感之时。
在父亲发病到最终去世的几年间,罗斯与家人在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间反复犹豫,最终还是顺从了父亲放弃治疗的意愿。病人的知情权、自主决定权、生前遗嘱和预立医疗指示,以至最后的安宁治疗,在当时也许不太普遍,但如今已成为医生和律师建议病人和家属认真考虑的重要事项。
阅读这本书,也是为自己和家人可能经历的未来做准备。尽管华人文化常常避免关于死亡的讨论,但无论是否回避,我们最终都会面对同一个终点。若是作为被照料者,明确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医疗指示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坦然乐观面对病痛,理解照料者的复杂心情;而作为照料者,若能对病人的意愿多一些尊重,对病人的痛苦多一些关怀,或许也能减少一些遗憾。
在书的最后,罗斯的父亲因气管阻塞而被送入急救室。在急救室的嘈杂背景中,医生问罗斯是否要给父亲插管上呼吸机;医生同时也告诉罗斯,法律规定,一旦接上了生命维持系统,除非病人死亡,医生或者家属都无权拆下管线。罗斯犹豫了,他向医生要求了一段与父亲独处的时间。他很想向医生呐喊,让父亲接上全部的机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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