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翻开了久仰大名的法国文学经典: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首先,我被封面上年轻时的加缪所吸引,紧接着我关注到了这本书是由柳鸣九先生翻译的。柳鸣九先生在利用文字刻画场景上有着超高的造诣,最令我深刻的是默尔索海滩杀人的画面。读着文字仿佛阳光已经照到了我的脸上,我亲眼看着默尔索掏出手枪。
柳鸣九先生作了一篇名为《《局外人》的社会现实内涵与人性内涵》的序。我选择了读完原文再回看这篇序。在我看来,这篇序部分选择了题外拓展,让我对这本难懂的文章进行了更深思考。
对于解题,《局外人》在基本含义上指的是在第二部审判中,司法程序把被告排斥在局外的这种方式,正是现代法律虚伪性的表现形式。加缪对此进行了着力的揭示。从司法程序来看,默尔索是死于他作为当事人却被置于局外的这样一个法律的荒诞。那么,从量罪定刑的法律基本准则来看,他则是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荒诞。默尔索发现人们对他杀人的前因后果、细节与来龙去脉并不关心,却关心他在母亲葬礼时是否痛哭,是否在母亲死后第二天去看了喜剧电影。法官作出判决并不取决于他的作案事实,而是取决于他的生活爱好,即意识形态。深入了法律领域对判罚起到了扰乱的作用。而在《局外人》中最着力的揭示点之一就是现代司法罗织罪状的邪恶性质,将默尔索这样一个善良诚实平淡无害的普通人妖魔化成十恶不赦的混蛋,实属人性冤案。
对于人物默尔索:这部小说以默尔索的第一视角展开。在第一部里,我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平淡与随性。老板问他是否要升职,玛丽问他是否要结婚,他回答道:“怎么样都行,对我都一样。”对于雷蒙提出做朋友的邀请,明知道他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也欣然接受。而在第二部中体现得更明显,是律师叫他不要说话,尽管他希望洗清自己的冤屈,但仍然认为自己作为杀人犯应该更多的保持沉默。甚至于最后,他和神父的交流中,神父问他是否甘心于死亡,他却回答道:“我们每个人都在死刑的路上,神父也会死,我也会死,我现在不死,20年后50年后,我们终究会被判处死刑。”如此的超脱坦然,如此独特新颖的形象,也是《局外人》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我翻阅书评时,我发现了一个书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默尔索在击杀了阿拉伯人后仍要开了四枪?书中没有给出解释,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彩蛋出现。他使用的左轮手枪,每个枪膛可以容纳六颗子弹,射出这五颗子弹后,最后一颗可能是要留给自己的。即使他最后并没有自杀,但仍然映射出他内心的痛楚。
对于写作背景:不同于《悲惨世界》、《雾都孤儿》等一众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品,《局外人》写作于二战前后。相比于当局对百姓物质生活上的暴虐与剥削,这本书所处的时代更多的提出对普通人精神生活上的剥削与压制。法官凭借着基督信徒的身份,代表所有法兰西公民对默尔索进行主观上的审判,是荒谬可笑的。正是这些细节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与拥护,造就了这本被誉为“战后第一部经典文学”的小说。
“我常想,如果要我住在一棵枯树的树干里,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抬头望望天空的流云,日复一日,我逐渐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鸟儿阵阵飞起,云彩聚散飘忽,就像我在牢房里等着我的律师戴着奇特的领带出现,或者就像我在自由的日子里耐心地等到星期六而去拥抱玛丽的肉体。更何况,认真一想,我并没有落到在枯树干里度日的地步。比我更不幸的人还多着呢。”
“我听着他侃侃而谈,听见了他说我这个人很聪明。但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罪犯身上就成为了他十恶不赦的罪状。”
加缪的现实主义在第一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母亲的死到沙拉玛诺老头与他的狗,到玛丽的暧昧,到同雷蒙的友谊,到贝雷兹先生与母亲的黄昏恋。而对于衰老与生命的思考则是作为暗线贯穿其中。
“所有身心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设想、期待过自己所爱的人的死亡。”
“但是在他看来,它真正的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治不好的。”
“我们每个人都在走向死刑的路上。” “尽情享受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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