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在开篇中解释了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包含生产力的再生产以及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力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资料指的是工厂、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就是用完材料后再获取新材料。劳动力指的是打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工资来维持,但工资并不能保证企业的运转。企业能够运转依赖于打工人的技能,通过劳动分工和岗位划分,工人带着不同的技能进入不同的岗位,这些技能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在学校里,除了学习各种技能,还需要学习适应统治阶级制定的规范,如服从和沟通等。因此,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包括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还包括对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劳动力的再生产必然涉及对意识形态的服从。
接下来讨论生产关系之前,需要先了解什么是社会。马克思认为社会的不同层面被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法律和国家、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我们会说经济是地基,决定着上层建筑,但真的是这样吗?首先,我们来看上层建筑中的国家。阿尔都塞认为,国家首先是镇压和干预机构(警察、法庭和监狱等),它既是镇压型国家机器,又是意识形态型国家机器(宗教、教育、法律、家庭、文化等)。镇压型国家机器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型国家机器则有多个。镇压型国家机器属于公共领域,意识形态型国家机器属于私人领域。由于国家超越法律、公共和私人,即使在私人领域,它依旧可以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是镇压型还是意识形态型,都可以通过暴力和意识形态来发挥功能,尽管重点不同。不管意识形态多样性如何,这些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的。因此,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掌握政权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那么,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它保障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对暴力型和意识形态型国家机器的运用,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镇压型国家机器通过武力保证生产关系(剥削关系)的进行,但这并不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劳作。因此,意识形态型国家机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众多意识形态中,教育起到了最大的作用。通过教育的政策和内容,人们被纳入到生产关系中,成为不同领域的劳动力(工人、白领等)。比如,工人会被灌输努力工作等意识形态,人们因此被驯服,生产关系(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得以维护。通过学校的中立作用,隐藏了生产关系生成的机制。教师在其中扮演了制造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角色。通过教育这种形式,各种意识形态通过各种仪式加诸个人,个人的身体开始被支配,会做出相应动作,并随着动作的进行不断加深对这种意识的认同。例如,上课时举手被认为是礼貌的,当不断举手时,对礼貌的意识也会不断加深。个人通过对仪式的操作被不断规训,成为新的主体(工人、农民、白领等等)。因此,主体虽然生活在意识形态中,但并不意识到这种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实践被意识形态所承认的各种仪式,进行自我承认和相互承认,并主动服从其他主体。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经济基础真的决定上层建筑吗?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次思考。但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上层建筑(如各种意识形态)不断再生产经济基础(如持续产生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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